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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民创业的热潮，风险投资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舞台的主角。
创业者希望能够获得风险投资的支持，投资商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报，商务部、信产部等各部门加入其中，上演了一幕幕的较量。
本期圆桌对话将重点探讨目前在VC投资领域的热点问题，例如：政策、企业估值等等。
主持：《投资与合作》杂志社 任健、何宝荣、林先先
嘉宾：智基创投总经理及合伙人 陈友忠
今日资本创始合伙人
徐新
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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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陈友忠，彭川，徐新
近期商务部出台的10号文会不会打乱投资机构在中国的脚步和决策？
彭川：肯定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相信文件的宗旨是压制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包括并购方式的投资。我们估计投资机构会进行观望，等待细则的出台以及程序的稳定化。长期来说，只要宏观的机会在，外资总是会来。
投资机构如何自我调整？而且最近信产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通知》，这些文件和通知对目前的投资企业有影响吗？
陈友忠：境外的公司不能参与电信增值服务。以前的做法是将域名、品牌及开发出来的知识产权授权收费使用，这样把钱收回来。而现在信产部对域名、品牌进行管理。另一个方面是，以前很多设备都是国外公司拥有，授权给国内公司使用，然后把钱收回去，现在的新规定也把这条路给堵死了。这样的话，将面临新的挑战。现在律师事务所都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个规定。
彭川：我们是律师事务所，是帮助客户去执行投资项目的。我们会尽力为客户设计效率高、用时短、稳定性好、合法的项目架构。作为投资机构，应该关注新法规的执行并保持与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交流，并在战略上做长期打算。
彭川
现在有种现象，受资公司总是把受资金额夸得很大，十多人的公司融资金额动辄上千万美元，你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陈友忠：有个因素要考虑，中国的数据含多少水分？一年多前有个研究中国投资是否过热的报告，我用分众传媒举例子，2003年分众融资成功后，有些媒体报道的融资金额是数千万，第二轮CDH的投资金额也是数千万。2004年11月，3i等联投了2300万，这个数据倒是真的，而前面两个数千万加起来其实只是80万美元。
在中国，从投资者、创业者和媒体的观点，似乎写大一点总是好的，总是会有意无意地炒作。我有时候问我的同行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他们说没必要澄清，反正报纸上都这么写。融资金额、转让的股权、公司的估值这三个要素是一个公式可以算出来的。创投投资绝对是占少数股分，只是20%～30%而已，所以融资金额正确，乘以4～5倍差不多就是这个公司的估值。
彭川：我认为这主要是公司商业上的策略，只要不违反协议、法律或损害别人的合法权利，公司怎样宣传其接受的投资，应该是公司自己的决定。总体来说，夸大不一定利于公司，比如员工会要求更高的薪水，而且如果做不出相应的业绩，市场会质疑管理层的能力。
如果你们在考察企业的时候觉得团队在某个方面欠缺，怎么处理？会帮他们来配备团队吗？
徐新：这种情况我们不投。我们对创始人的考察非常谨慎，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他，我们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准创始人。我们不愿意给他配队伍，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呢？中间一磨合，两三年过去，钱花光了，还继续投吗？
我们也看过不少换团队的事情。我们给企业家的建议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控股地位，要自己说了算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你自己都随时可以被替换掉，那企业就无法按你的战略去发展。
徐新
请谈谈对一个创业企业合理估值的方法。
陈友忠：有人问，投资的决策到底更多是理性的数据分析，还是有更多艺术或凭感觉的决策，不否认很多成功项目也是脑袋一拍作出的决定。基本上，投资决策是基于数据分析上作出的感性决定、判断。这两个之间的比例，越是晚期的项目理性分析的数据越多，过去每年的财务收入有一个轨迹，如果去年增长是30%，明年、后年增长30%是没有问题的。对未来的收入、现金流，对未来财务的预期，对市场的份额，比较容易做推测。越早估值就越困难，因为很多情况不清楚。
传统一些的产业比较容易估值，越是高科技产业就越难估值，没有资产、商业模式不明朗，比如博客，未来是靠广告收入或是无限增值收入，还是靠线上虚拟物品来盈利，都还未能确定。早期科技的投资，更多是基于投资人对产业的了解、技术的了解，从而做出比较感性的判断。同时，估值也跟景气息息相关。同样一个项目，在管理团队或其他方面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不同时期可能会是2000万，也可能是600万。
彭川：市场上有多种方法（如DCF），但应该没有一种绝对或最好的方法。创业企业与成熟企业不同，环境因素及管理层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是一种科学加艺术的领域。我个人认为许多企业的估值是过高的，但从抽象的角度看，做成的交易其估值就是合理的。
你们对看重的项目倾向于独家投资，那你们会欢迎战略投资者吗？
徐新：我们投一个企业，是看好这个企业家能做大做强，扶他一把，上市后我们赚钱。战略投资者的目标和我们不一样，它不是看中这个企业，而是看中中国这个市场，把企业作为一个平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策略。
所以战略投资者通常要求控股，不愿意做小股东。企业如果很早期引入战略投资者，第一，价格不会很理想；第二，将来在很多决策上是战略投资者说了算。所以创业者要慎重选择，要么和我们这种财务投资者合作，努力去上市；要么引入战略投资者，成为未来某个国际大公司的一个战略布局。所以我们一般不愿意和战略投资者一起合作，除非三五年后我们不想让企业上市了，再卖给它。
有的创业者很喜欢做创业，不停地寻找新机会，初具雏形就找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这样做的缺点是不是不够持久？
陈友忠：我们更喜欢投资系列创业者，因为他们更容易成功。因为在产业内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积累了做企业的经验。
陈友忠
徐新：这种创业者让VC投它很合适，创建以后交给专业人士管理。但是我们觉得，中国职业经理人当CEO的成功概率很小，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基本不成功，还是创始人持续做的好。职业经理人以前在大公司打工的经历，优势在于建制度、建文化，专业水平好，学历高。但是他们有三大劣势：
第一，工资很高，给自己开几十万年薪，其他管理层相应提高工资水平，整个企业文化就变成人力成本很贵。在中国，无论企业或者个人顾客，都喜欢买又便宜又好的产品，价格战不可避免，这样的市场只有低成本公司可以成功，高成本公司很难存活。所以这样的企业很难存活。所以这样的企业很难生存，钱很快用完，特别是一些高科技公司在初期没有收入的阶段，问题更严重。
第二，机会成本很高，这些职业经理人是冲着企业上市来的，往往是公司做好了有他很多好处，做的不好也没有什么坏处，所以他们对企业的投入和责任不够。我们坚持，如果找职业经理人，就要把好处和坏处都塞给他，让他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当年我们邀请出身于华为的张健国来出任中华英才网的CEO，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交给你只有两个要求，第一，把你自己的钱放进来；第二，我们不能给你很高的工资，要保持低成本运作的文化，但是你的股份很高，只有这样才能做好。
第三，职业经理人过去在国际大公司打工，受到的训练侧重于执行，执行力很强，擅长建制度，而缺乏在战略决策能力方面的训练，对生意模式的理念不是很有感觉，战略方面比较弱。我们认为领导者在对市场的理解方面需要讲求直线，职业经理人在这点上比较差，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容易踩错点，对市场找不到感觉。所以我们倾向于让老板直接做下去，比较容易成功。
有人认为，中国很多创业者擅长捕捉市场机会，在公司做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走向规范管理的阶段，他们会有所欠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新：可以找好的COO来做。职业经理人是需要的，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创业者的长项，创业者有激情和创新意识和对市场的直觉，但是不善于管理大企业，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做企业成了标准化的东西，很多创业者不喜欢也不擅长。这就要求创业者个人要善于学习，出现这种情况能马上用能人来完成，但自己还是要做一把手，一把手交椅不要轻易让创始人交出去。
先让找到的职业经理人做营运总监，做好再提升成CEO。很忌讳的事情是找一个专业人士来总管企业，创始人管技术，这样双方肯定搞不好关系。
从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地区的证券市场来看，日本证券市场还是相当活跃的，市盈率倍数相对也比较高，但VC投的企业很少在日本上市，这是为什么？
陈友忠：首先是中国的高科技创投历史还不长。2000年以后，前面几家上市比较没有中长期的影响，比如新浪、搜狐、盛大、UT斯达康、亚信，2003年12月7日携程网上市以后，上市就变得很红火，对中国创投环境的震动比较大。在这个时间点上，前面已经有人走过，因势利导就直接到纳斯达克去上市了。
再次，日本的投资银行的做法看起来是很保守的。从1999年以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就有20多家，像新浪那样的中外模式，在那里就不用解释了。而在日本就会产生疑问，比如现在一个全网的无限增值服务执照要1000万人民币，一个新创的项目不可能就将这1000万放在那里不动，一定是验资报告出来后符合规定，拿到营业执照后拿这1000万来运营。这种做法在纳斯达克从来没有被检讨过，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在日本则认为这是犯法的。
我想，日本的证券市场和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证券市场一样，要更了解中国特色，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经商、投资、创业、办刊物都有中国特色。如果你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的安排，那么就很难做成这个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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