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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韬 陈莉莉
二十年潮起潮落。
206本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近期在青岛爆出的206家韩国企业非法撤离事件，引起了中韩两国的高度关注。
《环球财经》记者通过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实地调查发现，206家青岛韩企的离开，也许只是这一轮韩资撤退大潮中的冰山一角。而韩国权威媒体《东亚日报》报道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华韩国企业有3万余家，目前仅存1万余家，并仍在迅速减少。
KOTRA青岛贸易馆黄在原副馆长也对外表示，2003年韩国对华的投资比重达到了41%，但去年锐减到30%。
有迹象表明，大部分韩国商人纷纷撤资回国或者转站柬埔寨、越南等劳动力比中国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甚至印度、朝鲜开城工业园区。
作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大境外直接投资来源国，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潮退，正在引起中国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外资政策和中国一般加工业发展趋势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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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韩国企业废弃的青岛厂房和院落间，充满荒芜和凄凉
三万减去两万等于多少？
去年10月22日，韩国权威机构大韩商工会议所就作了这样一道“简单”的减法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共有三万多家韩国企业。今天，只剩下了大约一万家。当韩国三大报之一《东亚日报》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后，立刻引起了韩国舆论界一阵热议。
但四个月后，热议传导到了中国，关于韩企撤出中国的话题，甚至成为了中国“两会”上的焦点之一。
而在此时，大韩商工会议所正在继续演算他们的那个减法题，当然，这个题目绝非绝对数字变化那样简单。
夜幕下的“裸撤”
三年前，有一家韩国皮革企业进入中国山东胶州市。
期间三年，皮革出口加工企业都面临着订单减少、人工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恶劣环境，但三年来，该公司不断增加当地银行贷款，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对房租和供应商的货款也一拖再拖，甚至对客户的“负债”也增加到最大限度。
三年后的一个晚上，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级管理人员留下总额为2亿人民币的债务，“夜半逃跑”了。该起事件在胶州引发轩然大波。当地的一位企业界人士说，3年来该公司一直就在为逃跑做准备。
这是韩国第一大报纸《朝鲜日报》2月底某日社论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这篇评论的标题为《对韩企“赤裸之逃”的反思》。信一、信五皮革有限公司就是文中提到的原型公司，两家公司是韩国三大皮革公司中的两家，当时在青岛胶州市都拥有上万员工的工厂。
这两家韩国公司给许多胶州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年关即将来临的日子里，在呼啸而过的警车旁，当地政府不得不紧急筹集百万巨资，以平息数千名中国工人的回家路费，还有他们愤怒的眼神。
胶州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2007年9月，青岛佛克斯餐具有限责任公司韩方管理人员，在拖欠126名员工两个月工资、社保费和部分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人间蒸发”。
2007年10月20日，在出了最后一批货后，青岛光近鞋业有限公司韩国籍老板称要外出借钱发工资，但此后就离厂消失了。当地媒体报道称，他的确是找韩国同业借钱去了，但没有用借到的钱给工人发工资。该老板不仅拖欠210名员工1个半月的工资，还欺骗了借钱给他的韩国同胞。
作为和韩国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城市之一，青岛拥有超过5000家的韩国企业，也是此次韩资撤离潮的重灾之地。上述提到的光近鞋业、信一公司和信五公司、佛克斯餐具公司等韩资企业，正是由于非法撤离的恶劣行为，使这些公司在青岛地区“声名鹊起”。
也就是从去年冬天开始，青岛坊间传出了“青岛韩企，数量最多，纳税最少，逃跑最快”的声音。
城阳区，是青岛市韩国企业最集中的行政区，目前已经能明显感觉到韩国企业撤资后的萧瑟气氛。
在郝家营社区一家工厂大门口，厂房招牌不知去向，而工厂内一栋2层800平方米厂房空空荡荡，车间里徒有四壁，像被龙卷风扫过一样。
这曾经是韩国老板朴庆原开的一家首饰厂。但1月26日，400名工人来上班时，却发现一把铜锁将卷帘门紧闭，如梦方醒的原料供应商和工人一齐打探老板下落。
前一天晚上，韩国老板从工厂直接前往机场。而在他逃回国的前几天，曾以“过年”的名义组织员工聚餐，宣布全体放假2天。“原来是金蝉脱壳。”一名工人事后对当地媒体回忆道。
2月12日，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指出，从2000年到2007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的206家非法撤离。2003年，首次出现了21家“夜半逃逸”，此后每年都在增加，去年非法撤离的企业数量多达87家。
警惕裸逃
青岛不是韩企潮退的唯一浪花。去年1月12日，青岛世刚纤维有限公司10余名韩国管理人员在夜幕掩护下，从烟台乘飞机逃走。他们同样留给当地政府一个难题：3000人的数月工资，还有1.2亿的银行债务。
韩国老板的“悄无声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天津东丽区无暇街道办事处的几位领导，就是这样一群瞪大眼睛“盯”韩国企业一举一动的人。
在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担心地对《环球财经》记者说道：“我们辖区内还有11家劳动密集型的韩国企业。我们每天都在担心，他们再撂挑子走人。”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2006年11月的某个早上，东丽区无暇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大门，被辖区里的东进不锈钢餐具有限公司（韩国独资）的十几名员工敲得碰碰响。东进公司拖欠员工工资40多万元，还有厂房租金180多万元，几家原材料供货商300多万元。
非法撤离的韩国企业到底有多少家？目前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从韩国媒体的报道当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类型的企业为数不少。《朝鲜日报》还曾经派出记者，专门报道了一家干净退出中国的韩国公司作为“榜样”。这家位于东莞的韩国老板给工人发放了所有的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
“只有欠工厂对面一家中餐馆的两次拉面钱，忘了还，只有拜托别人去还了。”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他对韩国记者说道。
没撤多少？
“这是谁说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对记者拿出《东亚日报》曾经报道出的两万家韩国企业离开中国的报告，韩国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国际委员会会长李映周（内阁部长级官员）表示了严重的怀疑。“今天接受你们杂志采访之前，我还专门派人到韩国和青岛了解一些情况。”
“据我所知，现在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有4万多家，目前已经离开中国的大概有0.5%左右，就是两百多家。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撤离的情况”，他明确表示。
“两万”数字的来源，是韩国商界最有影响力的协会——大韩商工会议所（KCCI）。这是由来自韩国各行业大、中小企业组成的韩国最大的综合民间经济团体，现有会员企业7.8万家。
该协会近日还发布报告称，大约有5000家韩国企业进入中国青岛，受租金上升和经营环境变化的不利因素影响，估计从08年1月至6月可能会有1000家韩国企业撤出中国，占该地区韩国企业的五分之一。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青岛贸易馆黄在原副馆长也公开表示，除了青岛以外，其它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特别是今年，退出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数量剧增。
KOTRA是隶属于韩国知识经济部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负责协助企业开拓国外市场、赴海外投资，目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均设有韩国贸易馆。
黄在原还明确表示，2003年，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比重达到了41%。但是，去年锐减到30%，并在继续迅速减少。
而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4年韩国对华投资额为62.5亿美元，2007年1月至11月的韩国对华投资额仅为32.3亿美元，缩减了近一半。
撤了许多
撤离中国的韩国企业到底有多少？在统计上，这是一个很难掌握的数字。除了上述的“两万家”和“1000家”外，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明确的统计数字。不过一些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
去年年初，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大韩商工会议所、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大韩贸易协会等9家韩国政府机关，对广州、东莞、青岛、大连、烟台等地的50多家韩资中小企业进行“企业实况调查”。
在此次调查得出的报告中，2006年年底，青岛两家韩国皮革企业积欠巨额银行贷款及工资后“逃跑”了，山东地区原有的1000多家韩资服装配饰企业也因此减少到700家。
向来喜欢扎推生产的韩国企业，在核心工厂撤退后，为其配套的工厂往往也随之“销声匿迹”。
除了明显的转移产能外，将工厂转让给当地企业也是韩国企业撤走的形式之一。韩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东善曾经作过调查，在华大多数韩国皮革企业已经破产或将工厂转让给中国企业。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空心工厂”更是韩国企业撤离的最常见方式。
现代集团在东北某地有一家号称投资2.5亿美元的工厂经营不善，当时就挂出了转让的信息。但三年来该工厂一直没有转让成功，该工厂和为其配套的其它工厂早就停止了生产活动。
不仅在山东、天津等韩企投资重地，即使在珠三角这个韩资长期“忽视”的地区，撤离行动也在不声不响地进行。香港贸发局报告显示，2002年韩国人在珠江三角洲十几个城市投资建立了50余家工厂。现在，除了三星电子在东莞的几家公司外，难寻韩国企业踪影。
一位东莞玩具商对《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大概五六年前，广东地区的韩国玩具企业最多达到100多家，而现在几乎全部跑光了，连10家韩国的玩具商都找不到，其中位于东莞的35家韩资玩具企业更是全部撤走。
韩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东善也对此承认，最近东莞的韩国企业从40多家大幅减少到15家。
不得不撤？
800元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在武汉，你可以买一部诺基亚新款的N95手机（8G版）；在广州，你可以买6、7斤的猪肉；在北京，你可以租在到市区通勤时间为四十分钟的十平方米单间。
但在某些韩国老板的眼里，800元钱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中国工人的最高月薪。
2002年，天津市大港区一家专门为三星生产手机耳机工厂的韩国老板，对中方人事总管说“如果有一天，天津市的基本工资涨到800元了，我们就得撤到越南了。”
最近几年，越南大规模调整工资，现在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110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800元）。
韩国人口中的“有一天”马上就要来临。2008年4月1日起，天津市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统一调整为每月820元。
“很多韩国中小企业只有价格竞争力，没有技术含量。为了利用中国比较低的劳动成本，才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意就立刻变得难做了。”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表旻灿（Pyo
Minchan）对《环球财经》说。
他还接着分析道：“新的《劳动合同法》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而且也强制性规定了职工应当享受的福利标准。由于在华韩国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其新增成本可想而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王俊峰副所长向《环球财经》算了一笔账：“新劳动法出来后，对于在职的劳动力，成本至少提高20%以上，不光是工资，还有福利和保险。”
《环球财经》记者获悉，去年间，胶州市国税局退回了大量韩国企业为接受年检而提交的财务报表。原因是，与欧洲、美国、新加坡、日本企业相比，亏损申报比率太高，而且没有加入养老保险的职员太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长达近30年的外资优惠税率，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但此次两税合一以后，有些中小企业就得去越南、印度等地方寻找新的成本和税率洼地了。”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映周博士对此表示。
王俊峰还特意强调道：“部分韩企的走，和人民币升值也有很大关系。很多韩国企业以出口为主，国内成本以人民币计算，出去的时候换成美元，这样一进一出的话，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的很厉害。”
“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后肯定会继续减少。如果单纯看数字的话，对中国似乎确实不利；但看里面的话，对中国也是一件好事。中美之间的顺差，有一部分是和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对于平衡中国对外贸易是有利的。”表旻灿解释道。
“韩企撤离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所有劳动密集型的韩国企业，将来都会撤出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表旻灿再三强调道。
有撤有进
2004年11月，当韩国商人金俊一在中国上海市著名的高档商业中心淮海中路，开了第一家乐扣乐扣（Lock&Lock）专卖店时，曾经令他的许多同胞感到困惑。他们认为，那里铺面房租金高、货物一般、生意不会太多。
三年以后，这家专卖店月销售收入超过100万人民币，事实证明金老板的选择是正确的。去年，数以百万计的乐扣乐扣进入了中国人的冰箱和橱柜，也给品牌所有者韩国海纳开碧公司起码带来3.5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入。
金老板在中国的投资热情变得空前高涨，先后在江苏苏州、山东威海建立了三个工厂。
田中信彦，前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在上海惊奇地发现，韩国的“Paris Baguette”（巴黎贝甜）凭借高档口感和购物环境，和老牌的台资面包房“马哥孛罗”、强调新鲜出炉特点的新加坡“Bread Talk”（面包新语）争夺高档面包房的市场。
“Paris Baguette”，是韩国首家上市的面包房连锁店。虽然是上海市场的后进入者，但高举高打，凭借夹火腿、鸡蛋以及生鲜蔬菜等的三明治类食品和长面包（法式面包）系列产品，在上海市场渐渐站稳了脚跟。
韩厂潮退，韩店潮进。在华韩国企业不再生产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而转向消费市场，以本地消费性投资取代低级制造业投资。许多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已经在中国得出了这一生意经。
服务行业，是韩国公司强攻的领域。
今年1月，韩国乐天百货公司宣布以8380万美元收购中贸联万客隆的控股权，并计划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开设其旗舰乐天百货连锁店的第一家分店；2月底，韩国另一零售巨头新世界集团以5324万元增持上海易买得超市16%股权。易买得由韩国新世界集团和上海九百合资成立，在收购之后，新世界集团控股高达97%。
在零售领域，有韩国特色的专卖店也发展迅速。
韩资零售集团衣恋（E.Land）也计划今年第二季度将其中国业务实现香港上市，衣恋在中国拥有900个零售店，共销售11个品牌。1月20日，LG下面服装品牌HAZZYS也在北京开出中国首家旗舰店。
韩国众多金融机构也开始在华试水业务。
3月，按资产排名为韩国第二大银行的新韩银行将在北京成立本地法人；2月4日，韩国排名前列两大银行——韩国外换银行、韩国朝兴银行也在天津提交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申请。
目前，在天津的韩资银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日美银行数量。
最新的消息是，韩国第一大地主性银行釜山银行决定将青岛作为其第一个拓展海外业务的城市，尽管，这里是韩企撤退最明显的城市。
向哪里撤
高韬
只有一海之遥，但韩企的回归之路漫漫。离开中国的韩国企业，一大部分是竞争力下降所致，即使是回国也难以再发展起来
在产业兴盛衰退的“雁行”形态下，低成本制造业正循着“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中国—越南”的转移路线。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的中国，不是韩国老板的低成本生产基地。
韩国：“遥远”的家
当去年北京颁布新环境保护法规的时候，一位韩国商人有些愤愤不平地对韩国官员表示，“如果要添置环保设备的话，我宁愿留在自己家里。至少我会促进韩国经济增长，而不是中国经济。”
思归的韩国人不止一个。韩国海洋水产部去年10月31日称，从上月10日至本月12日对进入中国青岛、烟台、威海、上海的韩国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45家企业中有14家（9.6%）表示，有意转移工厂或在国内设立工厂。
虽然只有一海之遥，但韩企的回归之路漫漫。迄今为止，尚未有消息证明上述韩国企业已回到韩国并成功运营。韩国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的十倍，土地价格更是比中国高出不少。
有分析师对《环球财经》表示，离开中国的韩国企业。一大部分是竞争力下降所致，即使是回国也难以再发展起来。
看着韩国企业纷纷去中国开厂，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市一名官员曾对媒体说道：“它们到了中国，就再也回不来了。”言外之意，釜山将发展高科技产业，而非低端制造业。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统计，釜山在华企业九成亏损。
朝鲜：更近的家
2008年，朝鲜人开始经常引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即“致富光荣”。
在开城工业园，就有2.3万余名这样“光荣”的人。园区里的朝鲜工人，每个月获得远远高于普通朝鲜人的57.5美元工资，其中包括7.5美元的社会保险费。朝鲜工人的劳动时间为每周6天48小时。为了获得更多的加班费，部分朝鲜工人常常“忘记”了吃午饭和午休。
根据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的法律，开城工业区是一个主权属于朝鲜，由朝韩双方共同管理，实行不同经济政策的经济特区。现在有69家韩国企业在其中设厂运营，在2005年，这里只有15家韩国公司。
开城工业园区总面积为65.7平方公里，远景规划容纳2000家企业。
韩国著名服装品牌信元集团两年前将中国工厂迁移至开城，其总裁朴成哲表示，开城工业开发区的人工费仅为中国工厂的三分之一，物流费仅达中国一半。
此外，入驻企业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建厂5年内免缴所得税，第六到第八年只缴一半。对企业可能由于经营外因素（如战争、被朝鲜管理方强制收容等）而造成的损失，提供相当于损失额50%的补偿。
越南：蜜桃正熟时
多年来，首尔最大服装批发市场——东大门市场上的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箱包等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产品。但据《汉城经济》报道，东大门市场的经销商们，已将目光从中国产品转向生产成本比中国更低廉的印度、越南和尼伯尔。
东大门市场管理经营中心的调查显示，印度、越南、泰国、尼伯尔等国除工资低廉外，它们的服装生产还各有自身特点，手工工艺能按韩方要求设计制作，能按韩方订货及时生产供货。现在韩国一些经销商大批赴印、越、泰、尼订货生产，并计划在上述国家投资建厂。
去年6月14日， KOTRA在题为《加入WTO后越南纺织业的转变和韩国企业的战略对策》报告中，呼吁“把你的企业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去吧。”
据报道，2006年韩国纺织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比2005年减少10%，但在越南的投资增加53.7%。
韩国最大纺织集团——Youngone的主席Seong ki Hak先生称，该集团在中国和孟加拉国有多家工厂，但仍将继续扩大该集团在越南南定省工厂的二期工程。
韩国的中小企业也有增加在越南投资的迹象，或将分公司从中国转移至越南。
与中国不同，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目前正处于资本缺乏期，为吸引外资，政府推出了海外企业免缴法人税等众多优惠政策。同时越南的劳动成本也远低于中国，中国工人的平均月薪已经达到了200～250美元，但越南工人的平均月薪仅为60～70美元。
老、柬、孟：下一轮热土
韩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越南也即将推行招商选资而非招商引资的时候，韩国企业正在把眼光投向老、柬、孟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据柬埔寨《湄公时报》报道，柬埔寨劳工部和韩国驻柬大使馆在2月底组织约30家韩企代表前往柬埔寨考察，希望能吸引他们将在中国的投资转移至柬埔寨。2006年，韩国超过中国，成为柬埔寨的第一大投资国。
孟加拉国是世界纺织业的出口大户，其纺织业崛起的一大推动力，是一家韩国的公司。十几年前，这家公司并不急于投资，而是请了许多孟加拉国工人到韩国学习纺织技术，条件是这一公司日后要分享受益的孟加拉国企业的利润。
结果，130位首批学员在韩国大有斩获，回国后大部分人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纺织企业，那一家韩国公司自然因能分得一杯羹而大发其财。
印度：全面替代者？
韩国纺织服装协会对印度的市场调查显示，印度国内目前纺织服装行业的从业工人已达4000多万，所产羊毛、羊绒、棉花、毛皮和装饰品材料等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生产所需原材料价格低廉。因此在印度当地安排生产，将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或出口，具有价格优势。
目前，韩国著名的LG时装公司、第一毛纺公司、多贝纺织服装公司、ON&ON时装公司、宝克莱服装公司等都已进入印度市场。
和美国签订了FTA的韩国企业，正是通过印度这样的生产基地，将产品发送到美国市场。在欧美与中国发生纺织品贸易纠纷后，大量的美国买家和零售商已经开始询问在印度拥有生产基地的供应商的生产能力。
有分析人士说：“美国的零售商已经找到了新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印度是代替中国的最佳选择。”
大企业的两张中国答卷
高韬
在韩国政府的大企业战略下，韩国工商界的车间上批量生产出了几十家大型公司。这就是“三十代集团”，意思是前三十大公司。
三星、LG、SK、现代，是前三十大公司中的前四大公司。即便同为在“韩国大型企业班”上课，前四大集团和后面的26家公司的听课笔记是不一样的，两个阵营的考卷成绩也不同。
四大集团：变相撤离？
去年12月8日，东风悦达起亚第二工厂正式投产，而今年北京现代第二工厂也进行了试生产。
东风悦达起亚销售本部副本部长王敦明对《环球财经》说：“东风悦达起亚第二工厂的建立，现代实现2010年在华生产100万辆的产量计划，我们是比较乐观的。”
今年2月底，总投资10亿美元的现代汽车印度第二工厂竣工，现代汽车在印度的总产能已达60万辆。同时该工厂将成为现代汽车全球小型车的生产基地。
和印度相比，现代在中国的投资就没有那么多了，有人就认为中国在现代汽车的全球战略不如印度，是一种变相的撤离中国。“现代汽车是一个世界性的企业，不会用区域性的视点去考虑去问题。”他解释道。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三星在华投资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去年，三星在华销售额达到390亿美元，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280亿美元，其中61%来自于出口。
最近三年，三星在华投资基本上在8亿美元左右，显然不及销售收入的增速，也比不上同期在印度、越南等地的投资力度。
只有后进入者SK集团发展的势头比较猛，在化学、能源、电讯甚至服务业齐头并进。
表旻灿分析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已经很饱和了，相比起来，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发展潜力更大，机会也更多。”
三十代集团：激流勇进
韩国经济研究院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四大集团在韩国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降低，但四大集团之外的其它三十大集团实力却在不断增强，其中一些在技术上占有优势的韩国企业，由于中国日益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及日益提高的购买力，反而大展拳脚。
2005年7月，韩国第七大集团斗山集团收购大宇重工进而获得烟台工厂和中国市场后，对中国市场制定了到2015年实现250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的目标。
韩国八大财团之一锦湖韩亚集团近年先后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锦湖轮胎公司工厂，并将把在韩成型的综合服务中心“车益驰”引入中国，力争5年开出300家加盟店。
表旻灿表示：“韩国四大集团在中国的投资饱和了，但是韩国仍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还没有在中国投资或者投资很少。韩国公司的技术、管理水平和欧美日比起来要差一点，但比中国还是要高一点，而且韩国人比较懂中国市场，因此三十代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令人乐观的。”
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仍需呵护
王俊峰
中国政府应顺势而为，配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引导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向内陆转移
当前，随着人民币快速升值、出口退税的取消和沿海地区各种要素成本的上涨，沿海开放地区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很快压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价格比较优势被大大削弱。
加上西方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制造事端打击“中国制造”，各种不利因素同时袭来，中国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中国政府亟待关注和改善的时候。
中小型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到了存留抉择的关键时刻，这一问题已演变成为关系中国就业和民生的全局性社会问题。
中小型外资企业为中国改革开放、出口创汇和解决过剩劳动力就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小型外资企业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先锋队，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引进大型跨国公司进入，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许多规模不太大，产品技术含量也不是太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品技术附加值不大，利润空间本来就小。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国的配套政策帮助其渡过难关。
当前，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已经到了产业转移的十字路口，是离开中国走向东南亚的落后地区重新创业，还是到中国的内陆地区搬迁发展，取决于中国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
中国政府需要高度关注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和撤资留下的社会问题。
现今，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但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中国正在稳步建立劳动和社会保险，这当然是关系国民福祉的大好事，但要注意和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适应、配套和协调。
最近要特别注意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的倒闭或撤资，会遗留的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大规模失业人群。
在这种生态环境中，今年1月份以来，广东沿海地区已出现大批中小型外资企业破产倒闭，大连、青岛等地出现大批中小型韩资企业关门潜逃的事件，不仅给中国金融系统造成许多不良贷款，同时造成沿海大量失业流民，为社会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中国政府应顺势而为，配合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引导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向内陆转移。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裕，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
尤其是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除劳动力人口数量优势外，成本优势比东部沿海更低，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对待外资的宽松政策也是一大优势，随着中国最近几年基础设施建设对中部地区的倾斜，中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日臻完善，西部地区也大为改观。
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是个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上这正好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回旋空间。因此，中国应把握机遇，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和沿海地区结对子，主动引导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
用内陆地区的人力资源低成本、各项生产要素低成本冲抵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为中小型外资企业再拓在中国内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解决中西部地区过剩劳动力就地就业问题和劳动力大规模区域流动就业的国家难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李映周：该抛弃中国劳务费时代
高韬
《环球财经》：您觉得这些韩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非法撤离中国的行为，您的态度是怎样的？
李映周：这就要先问一下它们当初为什么要进来？一是中国的劳务费（劳动费）便宜，二是中国的对待外资的政策很优惠。
现在，中国劳动费提高了很多，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法实施了，税收方面也不优惠了，再加上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这些原因在一起发力，使得部分韩国中小企业承受不了。
离开中国的公司，一般都是中小公司，甚至是比小公司还小的公司，没有办法承受，工资发不了，欠款也还不了，这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要强烈谴责的是，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跑走。
《环球财经》：有观点认为，离开中国的都是中小型韩国企业，大企业都在加大在华投资，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李映周：在中国，每一个行业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有的依靠劳务费赚钱的韩国公司，在中国的优势已经没有了，它们来到中国，只看到中国员工的劳务费便宜这一点，没有看到中国拥有的巨大市场。大公司则不一样，三星、浦项、现代看到的是中国的市场。
韩国有些到中国投资的企业规模实在太小了，很多是自己带着口袋里的钱跑过来的。来中国之前，根本没有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中国对待外资政策的变化，有的到中国之前得到信息是几年前的甚至是十几年前的，不失败才奇怪呢。
《环球财经》：那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有人认为，中国市场变化快，可能已经不再是韩国企业的投资福地，您觉得中韩企业将来有怎样的合作关系？
李映周：中国的发展太快了，不是一般的快。有愿望到中国来赚钱的韩国企业，就必须要跟上中国的发展节奏。
这次确实有很多企业是很悲观的，但我是恰恰相反的。我是非常非常的乐观，中国依然是韩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区域。
中国韩国的企业互补性很强。韩国在钢铁、造船、化学、电子、半导体、汽车领域有一些领先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的优势，韩国也可以接着吸收应用。
作为一个人口还不到一个亿的国家，韩国自己靠自己是不可能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的，必须要依靠出口。中国就是韩国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积极开拓中国内需市场，是韩国企业下一个十年最重要的事情。
张燕生：外资政策已做调整
倪金节
《环球财经》：您认为部分韩国企业离开中国的原因有哪些？
张燕生：确实，我们应该客观的承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
这就更加需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优待劳工，《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是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少数韩企的“半夜逃逸”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规避这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选取的次优选择。
《环球财经》：所以撤出中国的大部分韩企只是经营不善，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为什么韩国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很强，几乎没受什么影响？
张燕生：肯定是这样的，就像你考上大学后还得考试一样。你突然会发现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比大学之前更高了，有些同学通不过考试，通不过就要努力学习，但努力后仍然通不过，就只能退学或者转学了。
《环球财经》：中小企业的撤退，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改变低附加值外资企业的产业政策？
张燕生：2007年11月中国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已经对外资企业的产业政策做了调整，《新目录》不再鼓励外商投资。
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也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项目准入。
鼓励外企由一般性的生产转向研发、运营，转向附加值、人才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
《环球财经》：那对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你认为应该注意些什么？
张燕生：从政策来讲，越来越倾向于创造一个对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两税合一，优惠政策逐步的取消，都有力地规范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中央也在一步步的从土地管理方面进行纠正，促使各地政府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
《环球财经》：在不断发展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里，韩国和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各自的分工定位？
张燕生：目前韩国企业产品在产业链上所占据的位置，比中国要高一些。韩国企业的产品档次、经营环境以及国际化程度都比中国好。
韩国有一批像三星、LG一类的很不错的企业，而中国这么优秀的企业很少，包括TCL、长虹、海尔等老牌企业，他们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方面比韩国还是差了很多。
所以，韩国更多的还是会向新产品的研发方面努力，中国短期内还是会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力度，尽快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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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韩企非法撤离事件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