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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南喊冤
曹康林
爱多第一位法人代表首披爱多崩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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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南
“爱多是陈天南搞跨的！要是没有陈天南毅然退股和他1999年4月7日发在《羊城晚报》的退股声明，爱多神话就不会被撕破，爱多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就不会公开化，爱多就会渡过危机……”
“胡志标是个经营天才，他做起爱多来常常有神来之笔：今天他有500万，但如果他预计明天会回来1000万，他今天就花掉1000万。而明天，果然回来了1000万。所以在1996年底的时候，胡志标手里只有一两千万，但他敢投8200万的标，因为他预计明年会回来几个亿，第二年果然就回来了。1998年他敢花2.1亿去当标王，因为他预计明年会回来数10个亿。不料陈天南的一纸退股声明毁了他的信誉，翻了他的盘子……”
“陈天南毫无经营才能，企业一路凯歌时他可以撒手不管，坐等股金上涨；企业出现危机时，他竟落井下石，只求自保……”
1999年爱多危机爆发时，这样的声音不胫而走，在业界到处流传。关于爱多，关于胡志标，人们倾注更多的是同情和叹息，而对陈天南，更多的似乎是不屑和愤怒。1999年，一本《南风窗》专刊《风雨爱多》在剖析爱多盛衰轨迹时，对胡志标依旧是赞叹多于指责，对陈天南却少有肯定言辞。而陈天南又始终避着媒体，拒绝采访，更落了个“做贼心虚，无脸见人”的骂名。
直到2003年6月19日胡志标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20年时，对陈天南的骂声才开始减弱，但并没有停止。《商界名家》为此多次打电话给陈天南,要他谈谈真实情况,遭拒绝。2003年10月24日，记者将搜集的有关指责陈天南的资料往他面前一放：“你看，别人在怎么说你？”这时，陈天南被激怒了：“我要洗冤！”他说，“我沉默了这么多年，是想不影响阿标的定刑，毕竟我们兄弟一场。但现在看来，我不说清楚是不行了……”
于是，陈天南向记者讲述了爱多崩溃真相——
想当初，我们情同手足
我和胡志标相识于1986年。那年我在中山市一所职业中学学习电器专业，老师从民众镇带来一个新学员介绍给我认识，他叫胡志标，想来学电器维修，并安排和我住在一起，于是，我俩成了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毕业后，胡志标回到民众镇租了一个小门面搞电器维修，我留在东升镇一家小厂搞产品推销。
一天，胡志标来到东升镇找我。他说，阿南，现在搞电器维修的太多，生意不好做，我们不如合伙办个厂，你看怎么样？我问办什么厂？胡志标说，就办个小型变压器厂吧。我说，这可是个好主意！
当时，胡志标身无分文，我从家里拿来4000元积蓄，作为小厂的启动资金，并对胡志标说：“这4000元作为我们两人的股份，一人一半，赚了钱你还我2000元，亏了算我一个的。”一个“艺通电器配件厂”就这样在东升镇挂牌了。后来工厂资金不够，我又向几个亲戚借了几万元投进了我们的“艺通电器配件厂”。
变压器很快就出来了，我和他一人扛一袋变压器到广州去卖。那时我们只有18岁，也不知道我们明天的生意会做多大。
几年后，我们又改做游戏机、学习机，将厂更名为“升达电子厂”。我负责生产，他负责销售。一天，小霸王打假打上门来，告我们假冒小霸王产品。其实，哪里假冒呢？当时我们没有技术开发能力，花10万元请中山的一间软件公司开发了一套学习机的软件，与小霸王有点相似，由此成为嫌疑。小霸王这一次“误打”，却把我们打醒了。我们意识到一个企业要做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人才！于是，我和胡志标开始四处挖人才。这时，厂里有位大学生向我们推荐一位叫刘强的电子专家，他刚刚发明了一种无线耳机，正想找人投资。我和胡志标把刘强请来，在东升最好的餐厅招待了他。刘强介绍了他发明的无线耳机后，我们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好产品可开发？他说，还有一种产品很有前途，估计你们做不起来？我和胡志标当时很自信，在我们再三要求下，刘强向我们介绍了VCD，他说，这个产品是我在国外杂志上看到的，国内万燕已搞出了样机，还没有形成产品。这个东西比现在流行的LD的市场大多了，你知道吗，盗版碟片的成本每张只要两元钱。这个东西一定会在中国流行起来，只是现在技术还没成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不管你们上不上VCD，我都要提醒你们一句，学习机是不能再做，这个产品已经走下坡路了。在刘强的启发下，我们迫不及待地问刘强上VCD需要多少钱？刘强说至少得几百万。
当时我们手里已经有2000多万的资产了。于是，我们要求刘强过来一起干，并承诺了他提出的待遇。1995年2月，刘强到我们公司正式上班，自己编软件，自己做试验。1995年6月，样机出来了！这台样机的名字就叫“爱多”——每天爱你多一些。
1995年7月20日，我和胡志标又共同投入8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了中山市爱多电器公司，开始做VCD，我和胡志标各占45%的股份，益隆村占10%（干股）。胡志标任总经理，我为法人代表。
11月试产。12月第一批爱多VCD出厂。刚开始产品销路并不好，于是，我们选择了一条捷径——依靠高强度的密集广告，把“爱多”品牌强行摁进市场和消费者的眼中，快速提升企业知名度。我们将从银行贷到的几百万元钱，只留下一小部分买原材料，剩下的全部投进了中央电视台，仅一年的时间，我们的产值就达到了两个亿。初战告捷，我们俩好高兴啊，像孩子一样抱在一起，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记得在爱多诞生一周年的那天夜晚，我和他举杯同饮，两人都喝得醉醺醺地倒在酒桌上。
这一年，胡志标的家乡民众镇要民众籍的老板们捐款支持家乡建设，胡志标自己掏腰包拿出七八万元去捐款。没想到，跑到民众后，一个没有他名气大的老板捐了100万，是他的10倍之多，他的七八万元显得太小气了！此时，他一时好胜，在大会上捐出100万，事后，他跟我说，他没有这么多的钱怎么办？能不能由企业为他拿100万去捐赠？我想也没想就说，拿吧！
投放广告尝到甜头的我们，1996年底，再次向一统江山的中央电视台出手投放8200万元广告费用；同时花了几百万元请成龙出场拍摄“爱多VCD、好功夫”的广告片。与此同时，在全国掀起了降阶风暴，从每台3700多元降到每台2000多元；1997年是香港回归年，我们再次将价格降到1997元，迫使其它企业跟进，以此消灭一些规模小、实力弱的竞争对手。这一年我们的产值猛增至10多个亿。当时有人形容胡志标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1997年年底，胡志标赴荷兰菲利浦公司总部考察，菲利浦以“私人飞机加红地毯”的最高规格予以接待。据称，只有对国家元首和公司最重要的客户，菲利浦才可能予以如此隆重的接待。
由此，胡志标开始飘飘然了。有一天，他跑来对我讲，有一家新闻单位说，只要出250万元把自己包装一下，就可以参加“世界50位杰出华人”竞选，问我想不想参加？我说不参加，要参加你去参加。他说，为什么不参加？我们又不是拿不出钱来！我说，有钱也不能去买这种虚荣，250万元是东升镇1000个农民一年收入的总和，再说，“世界杰出华人”是干出来的，不是用钱买来的！我的话虽然他听了不高兴，但他还是听进去了，他没有拿250万元去买那个“世界杰出华人”的虚名。
在那段时间里，我主内，他主外，我用钱他签字，他用钱我签字，可以说是“两小无猜”。
1997年5月，我和胡志标又各出900万元，益隆村出200万元，成立了广东爱多电子有限公司，这时，胡志标向我提出，将法人代表更换给他，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心想，只要把企业搞好，谁当企业法人都一样。
分歧在爱多最辉煌的时刻就已开始
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他的宽容和友好，却滋长了他的独裁野心。把企业大权都拿到自己手中的胡志标开始目中无人了。
1997年11月，胡志标要到中央电视台争夺标王。在此之前，东升镇党委书记也被邀参加了我们关于广告投标的会议，并强调这次在北京投标金额不能超过1个亿。1个亿是警戒线，超过警戒线，爱多就难以承受。胡志标当时也答应了，但到了北京后，他就把我们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一人做主，下注2.1亿夺得中央电视台的标王。我是在胡志标投标后的第三天从一个副总经理口里知道这件事的。我问胡志标董事会的决定为什么不执行？镇委书记的话为什么不听？他说，这个标王我不去争，步步高的段永平肯定也会去争，与其让段永平拿去，不如自己坐庄。我说，阿标，你的心态不健康！段永平要夺标王，可能有他自己的打算，但他决不是冲着你胡志标来的，你怎么能凭一时冲动去与段永平争高低？企业不是你个人的？是股东的，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企业能稳步发展才是正路。他把我的肩一拍，阿南你怎么还是个农民？！爱多拿了标王，中央电视台就没有退路了，并且我还敢肯定，即使我付不足那么多钱，中央电视台也不敢停播我的广告，上一届标王秦池3.2亿的标额，据说只付了1个多亿，而当年销售额增长近10倍……
为了证明他夺标王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又组织公司高层，策划了一套实行他“辉煌目标”的方案。这套方案的名字叫“阳光行动Ａ计划”、“阳光行动B计划”、“阳光行动C计划”……这些计划实施的结果怎么样呢？两个实施失败，一个无疾而终。“A计划”的实施仅付给经销商的补差价就达２０００多万元，基本上把上半年赢利吃掉了。但是胡志标看到的是：Ａ计划使爱多ＶＣＤ在市场上的销量大增，回款顺畅，７月份一个月，银行到账两亿多元。公司上下一片欢腾，庆祝打了一个大胜仗。然而有人却告诉我，回款与盈利是两回事。这种表面的胜利正掩盖着背后的隐患啊！
后来，胡志标也感觉到了“A计划”大幅降价不但没有给企业带来赢利，而且还出现亏损，于是他又头脑一热，用不恰当的提价政策来补救“A计划”造成的损失，结果，以往每个月一两千万的回款，一下子跌到五六百万，有一个月只有一百来万。这时，爱多的支付能力受到了严峻挑战。
“A计划”的失误，胡志标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停止“阳光行动”，不久，他又开始实施“B计划”。那天，我拿着一本厚厚的《阳光行动Ｂ计划可行性报告》给公司老黄（财务经理）看，让他从财务的角度，提提意见。老黄接过报告，将前面几章前景描述扫了几眼，然后把眼光落在后面几页财务预算上。当时老黄没有发表看法，只是说，我拿回去看看。几天后，老黄跑来对我说，这件事不太切合实际，太超前了，超出了爱多目前的承受能力。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懂行”的人操作，而且还要投入巨大的资金。我说，即使要做也得找一家专业公司和我们一起做。
于是，我又与胡志标交换意见，我说，我们的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都跟不上，这“B计划”能不能缓一步执行。胡志标没有做声。
没想到，几天之后，“B计划”就在南昌轰轰烈烈地开始运作起来了。“B计划”他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布置的，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是老黄跑来告诉我说，我算了一下，照这个计划，一个月爱多起码要扔进去2000万！我问，你跟胡志标讲了没有？老黄说，讲了。我问，他怎么说？老黄说，胡总听了把头一抬说，2000万算什么，4000万够不够？我一个月在材料上浪费的也不止4000万，打扫打扫仓库就有了。当时我听了大吃一惊：胡总如果不是在开玩笑，就是真的糊涂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胡志标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爱多危机时，有个记者问他有多少钱时，他随口说“5万”。这个回答当然不能算数，但他也确实说不出他到底有多少钱。爱多最兴旺的时候，公司有几个亿的资金，他就认为自己很有钱了，就开始向经销商放贷，通过签订延期付款的合同为经销商铺货，向14个经销商“贷”出资金１亿多元。我对他说，你这样铺货太多，当心自己的资金不足。他说：我要做大市场，经销商却不愿意花自己的钱帮我做，我现在就借钱给他们做。当时，胡志标根本没有冷静地想一想，这几个亿有多少是银行的，有多少是供货商的，有多少是应付广告款。
在胡志标的脑子里，是没有“成本”这个概念的。“阳光行动”还没有实施时，爱多VCD，平均每个月都有好几百万的利润。半年下来，已积累了一笔可观的利润。胡志标在实行“Ａ计划”时，对产品进行几次降价，对企业极为不利。记得，为这件事，老黄拿着账本去找过胡志标，而且当着胡志标算了个账：依现在这样的降幅，有的机型已接近成本，有的机型已跌破成本，卖一台亏一台。胡志标说，这不可能，每台还应该有几百元的毛利。胡志标说的“几百元毛利”只是将生产一台VCD的直接成本（材料费、人工费、制造费）当做成本，用出厂价减去直接成本就是毛利，而没有把间接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包括广告、财务费用包括银行利息）计算在内。如果每台机子的出厂价减去直接成本，再被促销费和广告费一摊，就所剩无几了。
“阳光行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胡志标开始失去理智了。1998年，在与新科对垒的过程中，他曾经对经销商下过这样的死命令，你就是去给我一台一台地买，也要买一个第一回来！
我退股实在是被逼上梁山
在公司，胡志标是“皇帝”，很多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唯有我这个“朋友加股东”的创业伙伴，有时发现他走偏了路还能指责他几句，不过，我这种善意的“指责”，他不但不听，而且还看成是对他“独往独来”的障碍，于是，他采取“调虎离山计”将我排挤出公司管理层。
一天，他找我说，阿南，我们要在益隆管理区征200多亩地，建一座爱多工业城,这件事只有交给你去办最合适。建爱多工业城是我多年的愿望，我是非常赞成的；这对树立企业形象，规范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效益，使更多的商家与我们合作更有信心，爱多的发展前景更广阔。我不但没有拒绝，而且当场向胡志标表态，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建立爱多工业城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胡志标没有给一个人我，我是单枪匹马去的。为了做好200多亩土地上几百户农民的搬迁工作，我把村委会的极积性调动起来，找一户一户的农民谈心，帮他们重建家园。与此同时，我又去请示镇政府、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得到项目立项的批准。然后又请来建筑设计大师，对爱多工业城进行设计，在设计过程中，我经常与设计师交换意见，一次又一次地推翻不太理想的设计草图，为了让设计师能拿出最好的爱多工业城蓝图，我先后请了七八个设计公司。这项工作我将近搞了大半年的时间。可图纸设计好了，施工单位也找了，正准备开工的时候，胡志标跑来对我讲，工业城不要搞了。
我问,为什么不搞？他说公司资金不够，把这块地抵押给银行贷款扩大经营。我说都谈好了建筑公司愿意带资兴建后再分期付款，但他还是否定了。
我花了半年的心血，建起的爱多工业城“蓝图”，就凭胡志标一句话，就判了死刑。我好气愤啊！我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和他争吵，只是提醒他，工业城如果不搞，爱多就很难发展下去。他听后感到很突然，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你还不清楚？商家投资了几个亿给爱多，你一个大的固定资产都没有，别人难道不会怀疑你把资产转移了吗？如果商家产生这种怀疑，他们就会对爱多失去信心，撤走已经注入进来的资金，爱多就非常危险了。如果我们有一座工业城在这里，就意味着我们把爱多真正当做事业在做，商家就会更放心与我们合作，别人就会跟爱多走。他摇了摇手说，你别管这些，工业城决定不搞了。我再次提醒他说，你不能头脑发热，说不搞就不搞了，像你这样做事很危险。但他却说你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定了！
取消了爱多工业城规划的胡志标，是否在其它投资方面有所收获呢？
1998年成为标王的爱多，并没有像胡志标预测的那样美好，投入2.1亿的广告费，产出的是30亿、60亿的高额回报。这一年正逢VCD市场的肉搏战，胡志标先是为争做行业老大，不惜血本与新科在市场拼搏，其结果并没有带来合理的市场回报和利润回报。以致造成相当一段时间顶着“标王”旗号的爱多却装不了多少台机子供应市场。于是，他开始卖品牌了，用别人的原材料，用别人的资金，用别人的厂家生产VCD，贴上爱多的牌子，每台VCD收100元品牌费用。这哪里是在为爱多赚钱？分明是在砸爱多的牌子。
为了爱多的发展，以前在很多事情上，我奉行“家和万事兴”一再退让。很多经营上的事我越来越不知道。从前是大决策要做之前，他打个电话给我；后来是事情干完了，才打个电话给我；再后来事情干完了根本就不给电话我。公司人员任命，他是总经理，一枚公章在手，想提谁就提谁，根本就没有我说话的份。其妻子林莹，从一个打工妹几年内就升为集团副总裁，控制了公司的财政大权。我不否认林莹的才华，但这种火箭式的发展无疑是不合规律的，不但在股东和爱多的高层主管中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而且为他们的“夫妻店”管理大开方便之门。我深深地感到危机已经到来了，像胡志标这样经营企业肯定会失败。此刻，我像站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船员，已经发现前面的冰山，告诉船长前面危险，而船长不但不听，而且还疯狂地向冰山冲去。
我终于下定决心，找到胡志标要求退股！
胡志标没有反对，只是问我想要多少股金？
我说，爱多这几年一直处于滚动发展状态，赚了钱再投入，几乎没有怎么分红利。根据公司现有的资产情况来看，我想5000万元不算多。他说可以但目前爱多资金非常紧张，如果给你5000万，爱多就要垮。我们兄弟一场，能不能分期给你。我说可以，于是他跟我商定好了分期付款计划，可他只给了我空头支票，其实他对我也只是用拖刀计，根本不想给钱。
提出退股后，我就不在爱多上班了。十几年在一起风雨同舟、共闯商海的我和他，就这样分手了。我们曾经以4000元起家，两人一起把企业做到10多个亿，没想到今天是这样的结果。我回到家里开始思考着自己的出路问题。
爱多危机终于全面爆发
1998年年底，我在家里突然接到胡志标的一个电话，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很难搞下去，你能不能回来帮我一下？
我说抽个时间吧！当时我心里明白，因我退股后外界对爱多信心不足，导致爱多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天，我准备到香港办点事，车开到中山市，胡志标开着奔驰车追上来，说要找我谈谈。于是，他要我把车停放在中山市区，他的车也停在中山市区，另外找了个朋友开来一辆车，我和他坐在朋友的车上，一面谈，一面往珠海方向前行。
他说我以为我一个人可以扛起爱多，想不到你一走，爱多困难重重，我希望你回来公司帮我把爱多搞上去，只要搞上去，我就把你的股金全部退还给你。我说你要说到做到。他说，我不会骗你的。然后，他又问我，现在爱多正处于危机之中，你有什么高见？
我说，高见没有，只是有点小建议，要把爱多搞好，最重要的是稳定供货商，要稳定供货商，你得做到三点：一是建立一个经营监督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应该是从公司抽几人，供应商中抽几人，经销商中抽几人；二是尽快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三是把爱多工业城重新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爱多走出困境。
胡志标听后很高兴，拍掌称方法好，阿南，按你的方法去做一定能成功！我说我要去香港5天，你要我帮忙就等我回来后再谈吧。后来，我从香港回来后，他一直没有与我联络。他没有与我联络的原因，是想继续独揽大权，还是怕采用我的建议后使他显得无能，或者是还有其它的个人目的，我不得而知。
他没来找我，我便去找了他。我找他不是去“请缨”，而是想去问他，答应给我分期付款的股金怎么还不兑现？
那天是1999年1月初，我来到公司办公楼，发现爱多大楼的门前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站的坐的躺的，什么姿势都有，还有人举着两条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爱多一直在努力赖债，我们一直在努力追债！当我登上3楼时，接待厅里也是人头攒动，靠墙的两条沙发上，清一色推挤着八九个外地模样的年轻姑娘，嘴里叫着：“爱多还钱！爱多还钱！爱多还钱！”有人告诉我，这是市内一家广告公司的娘子军讨债队。走廊里更热闹，有拍桌打椅的，有大声叫骂的，有张挂横幅的，有冲着保安要动武的……
这些债权人，主要来自供货商和经销商，爱多欠他们的钱，多则上千万元，少则几十万元，总共大概有一个多亿。以前他们都是我们的“铁哥儿”，1998年10月，我们一句话，说爱多资金紧张，要他们先打款后发货，各地总代理几天内为爱多打过来8000多万元的资金。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发了不到3000万元的货之后，就出现了断货的局面。开始他们不知道断货的原因，后来知道是没有钱买原材料，原材料供应商不愿供货时，他们也变了脸，纷纷从全国各地汇集在爱多大楼，声讨胡志标！
胡志标为了应付这些追债人，开始回避不与追债人见面，后来发现老这么回避不是个办法，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在明知银行账户资金被查封的情况下，还要他的老婆林莹找会计开出了12张金额共3000多万元的空头远期兑付支票。在支票到期后，爱多只还了500万元，余款2700多万元一直未付。
还有些连空头支票都没有拿到的债主们找胡志标要不到钱，就找法院追债。于是，法院立即来人查封了爱多部分财产。有些债主想到了爱多的商标还能值点钱，要求法院查封爱多的商标。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去北京国家商标局询问，却发现早在1998年底爱多商标已被外地法院查封。
我每次找胡志标，他都说没有钱，我想，几年来爱多赚的钱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便打电话给胡志标，我说我有公司45%的股份，现在公司的钱到哪里去了？要他向我说清楚，否则就进行财务审计。提到“审计”，胡志标心情突然紧张，审计？不可能！他深知形势不妙，为了阻止审计，误导一大批债权人及员工，放言说我要把爱多搞破产。初时，有一大批诚信的商家及员工被他蒙骗利用，后来通过了解，这些人才如梦初醒，不再上他的当了。
对于胡志标来说，突然而来的成功，又突然失去，使他方寸大乱，他又未经我和益隆村两股东的同意，利用爱多的无形资产（品牌），成立了中山市爱多数字视频设备有限公司、中山市爱多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和广东爱多音像有限公司，并挪用巨额资金进行虚假注册及公司的生产经营，而这些公司并没有我一分钱的股份，我担心他会把爱多的资产进行转移，把我和他共同的资产变为他一人所有，为了挽回我及其他债权人的损失，我不得不站出来大喊一声——1999年4月7日，我授权律师在《羊城晚报》发表声明，不承认爱多下属若干公司的合法性。
在监狱，胡志标承认错了
声明登出不久，胡志标出于舆论压力，给了我很少的一点股金和一些“空头支票”。
我的声明，如同向爱多的供货商和经销商们发出了“泰坦尼克号”就要撞上冰山的危险信号，他们不再往“船”上扔钱了。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爱多，我、林华标、胡志标坐下来进行了持续20多天的谈判，最后达成决定：林华标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胡志标任董事会监事，林莹暂无职务安排。这样的决定无疑是稳定人心、重造爱多诚信，也是为了让胡志标不再胡作非为。可看似“下野”的胡志标哪肯交出手中的大权？他根本就不与我交接，根本不交账给我。我问他，他随便说一句，你去财务部门自己看。没有他的授权证明，我怎么看？我只能向外界否认自己接权一事。哪知，外面的舆论突然间一起向我涌来，说什么陈天南根本就不懂什么经营，比农民还农民，企业交到他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说什么陈天南只为了自己的那点股金，置爱多生死于不顾……此时此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越说无疑越是往爱多的伤口上撒盐，爱多还经得起几下折腾？我只能选择沉默。我想，爱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谁该负责？谁是爱多的罪人？历史终会作出公正评价的。不料外界又骂我支吾，说我懦弱。难道我陈天南一定要把一切老底都揭出来才算勇气？我不是那种人！
后来的结果也证明，“泰坦尼克号”确实沉了。2000年1月，在《中山日报》报角处刊登了一则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公告》：“本院于1999年12月4日依法受理了东莞宏强电子有限公司等申请债务人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有关该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即可向本院申请债权……”
2000年4月18日，胡志标在中山一家酒店度假时被汕头警方拘留审查。
2000年12月，有关法院协商后，将“爱多”中英文商标以3000多万元的巨资拍卖给汕头南安企业有限公司。
2002年10月30日，潜逃两年多的林莹在苏州落网。据悉，林莹案仍处于补充侦查阶段，从目前情况看，公诉机关将起诉林莹两项罪名：商业贿赂罪和职务侵占罪。
2003年6月19日，胡志标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三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20年，罚款65万元。法院一审认定：1998年4月至10月间，爱多已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但仍与其它公司签订高额合同并开具空头支票。此后，胡志标四处避债。法院据此认定票据诈骗罪成立。1998年9月至11月，胡志标未经爱多公司另外两个股东陈天南与益隆经联社（益隆村）同意，用爱多名义成立3家公司，挪用爱多公司的巨额资金进行虚假注册及公司的生产经营，从而给爱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件事使得胡志标又犯下挪用资金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两项罪名。据了解，爱多大批资金走向不明，公安部门对胡志标及其妻子林莹还在调查中。
今年8月，胡志标在监狱里托人带口信要见我，我去了。在看守所里，胡志标昔日的豪气没有了，脸上浮出几丝悲哀，他一见到我就不停地认错，他说，当时没有听你的话，自己想到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总认为只有自己才行，误把昔日的兄弟当敌人，想方设法逼你走。今天见到你后很后悔。他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的胸怀去见他，他接着说，他在狱中关押这么久，从没有人去看他，有钱的时候那些人标哥前标哥后，马屁拍得当当响，他也感到扬眉吐气，现在他们都不来了。我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对待别人，人家恨你都来不及，怎么会来看你呢？他低下头。今天你知道错了是件好事情，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说，我在狱中看了许多书，也想了很多，但回想起来，你当时的想法都是非常对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头脑发热造成的，没有听你的话。如果让我再作一次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一条诚信经营、稳健发展的道路。我说，我现在也看了不少书，我认为爱多的倒塌是因为你不按股份制的游戏规则办事造成的。本来我们是三个股东，但到了后来，我被你一脚踢出局了，爱多成了与我不相干的企业，财务大权控制在你夫人手里，我对我投资的企业财务状况一无所知。你作为股东之一，在经营爱多的过程中，实际上取得了控制企业的绝对权力，由于部分所有者缺位，一个股份制企业逐浙变成了你胡志标的个人企业，董事会的决定你可以不听，重大决策你可以不与股东商量，很多经营上的事我越来越不知道。是你的独断和盲目把爱多带上绝路。
胡志标一面点着头，一面又摆出一副乞求的样子说，阿南，你讲的这些都有道理，看在过去兄弟一场，现在我需要的是你的帮助。我说，我怎么帮助你？胡志标张了张嘴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又说，阿南，只要你帮我活动一下关系，如果我有机会出去，我欠你的股金，出去后，想方设法还给你。我说，你也不要再骗我了，过去你骗我好多次，我都原谅了你。能帮你的人是你自己。你还记得在我们创业初期，我和你的工资都只有800元，你经常当我的面讲你的钱花光了，我以为是真花光了，于是，每次吃饭都是由我掏钱。那年，我们俩生产游戏机，我负责生产，你负责销售，你拿了100多万元的货出去，只收了几十万元回来，你对我讲余款收不回来了，我说，既然收不回来也就算了。没想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还有几十万元的余款并不是没有收回来，而是你统进了你的腰包。这些事我知道后并不想找你说穿，我怕伤害了我们“兄弟”之情，现在看来当初你如果是个讲信用的人、一个踏实的人，你今天就不会犯诈骗罪……
现在，人们把爱多的失败作为经典案例摆上了许多大学的MBA课堂，并总结出了标王综合征、多元化陷阱、家族经营离心力、信誉透支、经营理念缺位等诸多病因。但千条万条，我认为经营监管规则的缺位是爱多之所以崩溃的第一条，这也是众多中国民企暴富之后马上暴亡的根本原因。我为爱多的今天感到痛心，更为自己没能防患于未然而深感内疚。
编后语：
胡志标案差不多就可盖棺定论了，再对其本人评头品足似无必要。但作为爱多的第一位法人代表，陈天南的“说法”，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爱多崩溃的真相，认清企业悲剧的症结之所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爱多的浮沉，其实从侧面折射了中国民企普遍潜在的问题：民营企业家的“草根”劣性与个性局限，民企合伙人的规则和监控的缺失。诸如此类的“先天不足”式的隐患，在企业成长期如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并有效地根除，企业或许侥幸做大了，但企业和企业家终归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陈天南终于打破了沉默。我们应该听听他的声音，因为陈天南的“说法”超越了陈胡个人的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