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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馥李
草原商贸帝国大盛魁商号经历二百六十年风雨之后走向了崩溃，但是“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的历史记忆始终未曾尘封。
翻开大盛魁历经数百年艰难曲折的创业、守业和衰落史，或许能给正在苦苦寻找基业常青答案的现代家族企业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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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旧址·院内
1924年，直奉两系军阀激战正酣，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而就在这一年，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华民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蒙古的巨变，让绵延两百多年的旅蒙商贸遭受重创。蒙古宣布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
万两白银，上十万的羊和马匹留在了蒙古草原。以大盛魁商号为代表的旅蒙商，由此陷入危机。
不过，大盛魁商号引发了国民政府诸多要员的关注。阎锡山旋即表示，愿注资大盛魁，重振对蒙商贸。1929年，当大盛魁清偿债务宣告歇业之际，孔祥熙派员与大盛魁大掌柜段履庄接洽，愿资助大盛魁。
然时局动荡，大盛魁后续的两次重大投资，均因战争而失败。
1934年，已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仍念念不忘重振大盛魁，提出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出资125万元，让段履庄办理大盛魁复业事宜。而此时，日本的势力已逐渐深入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段履庄深感无强大祖国作后盾，个人纵有雄心亦只是徒劳。
大盛魁商号，这个由清代山西人开办、曾经被阎锡山称赞为“开发西北的钥匙”的对蒙商贸帝国，终于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年艰难岁月后，于1947年沉没。
如今，呼和浩特老城区的一些老人们，还保存着那段辉煌的记忆，时不时地念叨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
重身股而不重财股的股份制企业
不同于晋商或别的旅蒙商所创办的字号，大盛魁之所以能够延续二百六十年，与它特殊的股权结构密不可分。
大盛魁的发家起自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人的意外发现。
当时他们看到与军队、牧民贸易有利可图，就结义合伙，采购了一些货物，到蒙古草原上与牧民交易。可是，草原牧民缺少银两，只能用羊群或马匹易货。因此，为草原牧民提供商品，只能先赊销给他们，然后等到牲畜肥壮起来，再到集中地接收牧民们赶来的等值的牛羊，以抵消货款。
显然，那是一种针对草原牧民缺少现银但民风淳朴而开展的信用交易。但那又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易货贸易。那样长距离、长周期、完全以信用为基础的赊销，似乎早晚要出乱子……
而成功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大盛魁雄踞草原的秘密。
和很多商业机构一样，大盛魁创始之初很是寒碜，直到三位创始人相继去世，仍拿不出现钱来报偿他们，而只能用一种被叫做“永远身股”（或称“死人股”）的“期货”来补偿。
既然没有做买卖的本钱，那么，大盛魁创业的基础又从何而来呢？
答案还要从“财神股”说起。
创业第一年，因为赊销，王相卿等人赔了个精光底掉，股东们急了眼，打上门来要王相卿赔偿。
王相卿拍着胸脯说：“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还你们。”正是大年三十，三人已是身无分文，就剩下一点米，于是三人只好熬了锅粥过年。
三人正要喝粥，有人敲门。王相卿开门一看，是个云游四方的喇嘛。喇嘛想讨点斋饭并求住一宿。三人接纳了他，盛了一碗粥给他。没想到喇嘛喝了一碗还要喝，直至把他们的粥喝了个精光。
次日，喇嘛临走前留下一个褡裢请他们保管。过了好久，喇嘛还没回来，三人打开褡裢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后来，三人困厄之极，只好用喇嘛留下的银子做了大盛魁的股银。以喇嘛的银两为股金，大盛魁竟然顺风顺水，越做越大。
最后，喇嘛始终没有回来。此后，大盛魁定了两个号规：第一，从今往后，大盛魁的年夜饭都喝稀粥；第二，喇嘛留下的银子单记一笔“财神股”，参与分红，但不取出，以后连本带利还给人家。
“财神股”的故事听起来很像神话，但是过年喝稀粥的规矩被大盛魁的后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规矩的由来。
当时，晋商铺号的股份分为两种：一种是“财股”（又称“银股”），是财东（股东）投入资金形成的股份；另一种是“身股”（又称“顶身股”），是对掌柜、伙计实行股权激励形成的股份。此所谓“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不设财股，让大盛魁在众多的晋商字号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三位创始人还告诉后辈，永远坚持这一做法。所以，大盛魁从创始到歇业，始终没有外部股金加入。
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同受益，是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但是，一个企业要想基业长青，仅此一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几百年后，以现代企业治理的眼光来审视王相卿等人当年的制度设计，或许可以看到如下一个理路：大盛魁要想取得成功，资本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要素。
大盛魁的创富过程不算神奇。千百年来，草原游牧民族对产自中原的茶叶、日用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而在千里草原上行商做买卖，最重要的就是人力，将茶叶和日用品贩运到漠北草原，无疑于用生命做赌注。
“自古以来驼道就非是安靖之所在，比如驼队被强盗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驼队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让驼队在不宜扎房子（帐篷）的地方休息，骆驼吃了断肠草、喝了有毒的水……真可谓是七灾八难等着你。”
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商号》如此描述在千里草原上做买卖的艰险。
严酷的行商环境说明，大盛魁的创富神话真正是“富贵险中求”，创始人王相卿等人，正是依靠坚韧的意志，才让大盛魁的商业模式一点一点构筑起来。而此种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人的冒险精神，再加上智慧与体力的付出。
“如果像晋商其他字号一样，三人变成了财东，就必然要按照出资比例提取利润，利润被大部分瓜分，分到那些合伙的驼夫、伙计的钱就少了，就会让众多卖命的人感到不公平，那样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商号》的导演王新民如是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新民在构造《大盛魁商号》第一部“创业”时，设计了这样一种逻辑：起初王相卿也是按照传统的晋商模式来经营的，但经历了重大的失败和挫折后，才逐步确立了“不设财股”这一原则。
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摆脱不了浓浓的英雄情结，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电视连续《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大染坊》中的陈六子。
然而，大盛魁的商业史，却不可能用哪个大掌柜的英明来进行诠释，“英明”的是它的制度。大盛魁二百六十年的传承中，历任大掌柜均可圈可点，他们不断拓展着大盛魁的商业模式，恪守着大盛魁的制度。
远涉草原和沙漠地区行商的驮夫们，要经历随时存在的各种凶险，
这个生意真正是“富贵险中求”，但也是成就大盛魁商业传奇的关键所在
财东与掌柜严格分离的治理制度
“当我仰头朝着天空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片云彩，而是他的伟大和宽容……因为是你给了我生命，造就了我的生存。”
蒙古民族以“苍天”为永恒最高神，故谓“长生天”（蒙语读作“腾格里”）。与汉族不同，蒙古民族有着朴素而开放的财富观念：我的牛羊是长生天赐给我的，我们只是替“长生天”管理这些牛羊。
蒙古民族朴素而开放的财富观根植于草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草原上缺少货币，财富即牛羊，当白灾（雪灾）来临时，富人一夜之间就会成为穷人。
大盛魁之所以与别的晋商字号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企业制度和文化中，特别是对财富的分配，吸收了草原文化。
当大盛魁逐渐走向繁盛之后，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什么人能够继续让大盛魁传承且繁盛下去？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大盛魁到底是谁的？是王相卿的？张杰的？史大学的？还是三人共有？
王新民的电视剧脚本中，设计了这样一段情节，目的是为了展现三百年前围绕传承企业的明争暗斗：一开始，王相卿想把大掌柜的位置传给他的儿子，但引起了另一位创始人史大学的不满。为了平衡三人的利益，三人一度商定，由三位创始人的后代轮流执掌大盛魁。
但问题依然尖锐，当三人的后代轮流执掌时，因为后人们没有了父辈早先的生死之谊，无论谁家后代当大掌柜，都无法公允地对待另外两方。王家的后代必然要重用王家人，向王家倾斜，而史家的后代必然要重用史家人，向史家倾斜。
这场斗争的结局是，大盛魁确立了以大掌柜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大掌柜集大权于一身，不受财东的干扰（事实上，大盛魁只有名义上的财东），而且后任大掌柜也主要由前任大掌柜安排。
相对来说，大掌柜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因为一则掌柜的处于经营第一线，最了解实际情况；二则他们从小进入大盛魁，自身命运与大盛魁的发展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商号有着深厚的感情；三则由于经营的需要，掌柜们无不密切关注国内政局的变化。
同时代的大多数晋商，大抵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宿命。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财富的世袭继承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一个乡土观念极浓的商业群体，晋商的此种观念尤为浓厚。据此推测，或许二百六十年前发生在大盛魁的那场围绕财富传承的明争暗斗，比电视剧设计的情节还要激烈和曲折。
此后，名义上的财东，三位创始人的后人，失去了对企业的经营参与权，大多数窝在山西老家的大院里，享受着固定红利。后来，大盛魁的该项制度得到了强化，以至于三位创始人的后人不得以学徒身份进入大盛魁。
作家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商号》的第四章节，就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史家的后代史靖仁去参加大盛魁学徒的公开招考，但被当场逐出，史家后人大闹考场，仍然无济于事。后来，史靖仁另立门户，单独经营商号，虽然名义上是大盛魁的财东，享受三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始终不能进入大盛魁。
内蒙古作家邓九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寻访研究“茶叶之路”和大盛魁的历史。他沿着从长江中游的起点，到山西，到内蒙古，再到蒙古国，最后到了俄罗斯的“茶叶之路”，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用二十年的时间，写成了历史纪实《茶叶之路》和小说《大盛魁商号》、《驼村》。
大盛魁独特的制度或许不是一两代人完善起来的，但当职业经理人——具备不受财东节制的大掌柜出现时，大盛魁的传奇才真正开始。
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帮，远在恰克图和莫斯科等地，开设了分庄和铺面
无法调和的财伙矛盾
大盛魁究竟积累了多少财富，如今已无法查证。
大盛魁随着清廷的崛起而崛起，到了近代，又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而渐显疲态。蒙古国独立后，拖欠大盛魁的约600万两银子被一笔勾销。所有旅蒙商遭遇相同，当时从事对蒙商贸的28家商号中的27家因此立即倒闭，唯独大盛魁支撑了下来。
1914年，被誉为大盛魁“末代皇帝”的段履庄就任大掌柜。他被认为是历任大掌柜中最富有争议的一个人。
1921年9月，归绥市的天津商人沈文炳和北京蔚丰实业公司竞相兴办电灯厂。
沈文炳的机组设备均是“东洋造”，实际上受日本财团的控制。为了抢占先机，沈文炳先行一步，派人到归绥城埋设电杆。时值北洋政府卖国亲日，国内反日情绪浓厚。因为社会名流绅士的支持，各校学生组织示威游行，锯断电杆，砸了沈文炳的电灯公司。
事件发生后，归绥当局陷入两难境地。此时，绥远省总商会会长、大盛魁大掌柜段履庄承担起了创办新式电灯公司的重任。1929年，段履庄亲自主持的“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竣工发电，归绥城有了电灯。
段履庄还投资创办了西北运输公司，从德国进口了30辆奔驰运输车，开展归绥到新疆的运输业务，但汽车和货物行至宁夏时却被宁夏军阀马鸿逵尽数掠去。
谋求创办新式实业的段履庄，招致了大盛魁别的掌柜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斥段履庄“不务正业”，官瘾太大，用商号的钱笼络政府大员。
不过，相比历任大掌柜，段履庄确实有些“不务正业”。他左右逢源，喜欢结交政界和军界人士，并积极参与军政事务。
1914年，土默特骑兵军官玉禄发动叛乱，袁世凯派人至绥远招抚。段履庄从商号利益出发，主动请缨劝服玉禄，表示“愿以大盛魁全部财产及本人生命担保，收编后保证玉禄的安全”，最后竟劝降成功。平叛后，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文宪章”，聘为农商部顾问。
1919年，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第三混成旅开赴库伦，段履庄被委为高级顾问之一，指挥旅蒙商号为军队供应军需。
段履庄声名大振，但被大盛魁内部保守的掌柜们所不容。而同时，大盛魁的财伙矛盾，终于又到了爆发的时候。
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三姓财东的子孙越来越多，分红的份数因此越来越多。
三位创始人每人一股被劈为若干厘、毫甚至毫以下。每到分红时，财东们蜂拥而至，吵闹不休。为此，大盛魁定下一条制度：三家财东各推代表一人参加分红，由代表再分发给各财东。但延续到清末，财东们已不能容忍被虚悬的状态。
后来，又赶上山西连年大旱，财东的后人们大多过惯了寄生虫般的生活，很多人欠下了巨额的债务，纷纷要求段履庄为他们偿付债务。
是年，创始人王相卿的后代王玉密谋暗杀段履庄，结果刺杀未遂积愤而终。这一事件，致使大盛魁的财伙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31年，大盛魁开除段履庄。此后，大盛魁分裂为两派，支持段履庄一派要段履庄复位，支持王财东一派则坚决不要段履庄。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时，有意资助大盛魁复业，但得知内部矛盾太多之后，只好作罢。
作为电视剧《大盛魁商号》第三部的主人公，段履庄传奇而悲壮的一生，为大盛魁历史的终结做出了最好的注解。段履庄被开除出号时，曾痛哭流涕，自称自己是毁坏二百余年大商号之罪人，“本欲有所作为，而其奈大势何！”
1936年，日军进入归绥。日本特务机关头头亲自登门拜访，劝段履庄出山组织维持会。段履庄则以年老多病、终身信奉佛事为由坚辞不受。不过，段家的家财自此被勒索殆尽。
1929年，日本宪兵队特务构陷段履庄，称其资助蒙古族青年逃往后方抗日，亲戚家人劝段逃离归绥，可段履庄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遂被捕，经多方人士出面营救，段履庄终获出狱，但因受尽酷刑，不久与世长辞。不过，歇业后的大盛魁一直处于半关门状态，一直到1947年，才真正倒闭。
1985年，段履庄被追认为烈士，段家的后人则世居呼和浩特。
旅蒙商：不该被忘却的商贸劲旅
宋馥李
中国现代商业版图上，已经很难找到旅蒙商的名字，但是作为一支曾经的商贸力量，旅蒙商的确顽强而辉煌地存在过。
作为旅蒙商的代表，大盛魁为促进中原与蒙古、中国与俄罗斯的早期贸易，以及带动蒙古的经济发展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新民执导的《大盛魁》
大盛魁是旅蒙商兴起的产物，而旅蒙商兴起又是走西口的产物。
走西口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清朝统一了漠南、喀尔喀、漠西三大蒙古部落，随着一批满族官员的进驻，跟随而来的汉人便和蒙古人做起了生意，走西口由此兴起。
走西口有两支大军，一支是垦荒种地的雁行客，一支便是经商作贾的旅蒙商。旅蒙商，又称边商，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他们多聚居于归化（今呼和浩特旧城区）、包头等蒙古商贸重镇，比如大盛魁的总号，就位于归化城。
正在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商号》的导演王新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他至今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讲大盛魁的故事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他当时很难想象，那位于归化城附近的一处不大的院落，竟一度掌控了千里蒙古草原的商品供应，号称“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而这个大商号背后，是一段被人忘却的民族贸易史。
茶叶之路和买卖城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由于生产方式截然不同，铸成了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模式。互通有无不仅有必要，而且需求十分庞大，比如草原牧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帛、食盐、烟酒、糖茶和铁器，游牧经济均不能解决。
朱明王朝统治时期，即便帝国禁令仍不能完全割断中原与草原的贸易。
到了清代，内外蒙古统一，使蒙古地区与中原取长补短的经济交流成为可能。但是，对于蒙古贸易，清廷担心放任旅蒙商自由贸易会使蒙古人觉醒，从而动摇清廷的统治。
所以，康熙后期，清廷对旅蒙商制定了严格的贸易禁令，旅蒙商赴蒙贸易必须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设在归化、察哈尔、库伦等地的将军、都统领取票照，上写商人的姓名、经营商品的名称、数量、经商地点、起讫时间等。
远赴千里草原经商做买卖，一路风餐露宿，充满凶险，早期的旅蒙商们坚韧地踏出了无数条商道。一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茶叶之路，正是由旅蒙商开辟的。
邓九刚是内蒙古著名作家，正是因为他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片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唤起了人们对这条发轫于300年前、联系中俄的茶叶商道的回忆。继他之后，南开大学的米镇波教授、美国女学者艾梅霞又分别出版了《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茶叶之路》等书。
透过他们的文字，这条被历史尘封湮没的商道逐渐清晰了起来。
旅蒙商先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然后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等地，
直至圣彼得堡，开辟了著名的茶叶之路
1693年，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一支175人的俄罗斯商队从莫斯科到达北京，商队因持有彼得大帝签署的国书，兼有使团性质。商队向清廷提出：请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带白银购买任何货物，可携带各种货物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是国与国互利通商的邀请。
彼时，清廷是把外国事务等同于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来办理的，他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需与藩夷通商。康熙皇帝接受跪拜后，率众臣、宗室、贵族约300人大宴使团，对所有来人厚加赏赐，所赐之物远远超过来人赠送的礼品。
第一个使团兼商队回到莫斯科后，康熙皇帝的赠品引起了朝野的轰动，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国赠品展示的聚会。他看到，直接从陆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可为沙皇俄国带来滚滚财源。
于是，先是选在尼布楚，不久就转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图，俄罗斯方面出资兴建客栈，打造商埠；而中方，则由旅蒙商集资兴建了一座小城——买卖城。此后，双方的和平边贸持续了近300年。
当年，旅蒙商先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
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已在俄国和欧洲培养起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成了恰克图俄商财富的象征。每一个商人都用茶叶来炫耀，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类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们喝。
1881年，俄国人乔治·凯南记述说，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恰克图贸易开辟后，中俄两国展开了物质大交流。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皮毛、呢绒、毛毡、玻璃制品等，而出口俄国和销往蒙古的货物就非常多了，江浙的缎、鲁山的绸、曲沃的烟、山西的铜铁器、景德镇的瓷器以及日用品应有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茶。有人曾形象地说，恰克图贸易“彼以皮来，我以茶往”。
先有大盛魁，后有包头城
大约1892年，一个名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俄国人游历考察蒙古后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到了旅蒙商大盛魁。他写道：大盛魁对几乎整个喀尔喀从事票庄银号业务，仅支付给伙计的薪俸一项就达3万两；大盛魁每年向归化城输送的羊为8万～10万只。
那时，买卖城里的商号，除了大盛魁，还有元盛德、天义德等大商号，而大盛魁商号是旅蒙商的代表，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人之众。
活跃于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大盛魁的创始人，清初山西太谷的王相卿、祁县的张杰、史大学，最初只是肩挑货郎，贩运杂货于蒙边地区。清康熙中叶，清军驻防杀虎口，王相卿等三人充当了该部的伙夫、杂役，经常往来于归化城，为部队购买食用的牛羊等货物。
杀虎口·古长城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8年），准噶尔部首领叛乱，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结伙跟随西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军队开展贸易活动，靠承运粮饷等军需物品发迹。
后来，大盛魁拥有了清廷所发的“龙票”（即盖有皇帝印玺的经商信票），以放“印票”账为主要业务，并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
“印票”实际上就是蒙古王公贵族需要借贷银两和赊购货物时，由蒙旗官府开据盖有官印的借契，借契上注明“父贷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因此好比是地方政府担保下的按揭贷款。
许多蒙古王爷管理的草原上的贸易均交由大盛魁专营，王府、各旗及下属牧民日用所需商品均由大盛魁提供，赊欠货款和应缴牲畜由各旗官方担保，统一征收。而王相卿等人只要坐镇乌里雅苏台，指挥手下人马到外蒙草原放手推广这种贸易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盛魁把蒙古草原上的“印票”商贸业务，做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到清嘉庆初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清同治到光绪初年，大盛魁达致极盛，积累了2000万两银子，每年贸易金额达900万～1000万两银子。
随着大盛魁商号的成功，归化城亦依托商号逐渐繁荣起来。老归化人总是说：“先有大盛魁，后有复盛公。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自出面，组织内蒙古政协开始组织编写大盛魁史料。一个企业的史料，为何如此受乌兰夫的重视？大盛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还有一段特殊的情缘。
1935年，经王若飞、乌兰夫等人建议，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利用大盛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一年，山西大盛魁的股东们推举出一个人，派往位于归化城的大盛魁总号，负责重新开辟驼道。实际上，这位大盛魁股东们推举的人，是经李克农巧妙安排的共产党人郭申振，他以大盛魁分柜掌柜的身份为掩护，深入内蒙古建立了红色国际地下交通线。
当时，大盛魁商号虽然日渐衰落，却仍然开着遍布中西部的商铺，又有连通外蒙和苏联的关系。
内蒙古博物馆的资料显示，1940～1942年，郭申振利用大盛魁，开辟了延安—大青山—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线，传递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许多重要文件，同时搜集了敌占区日军、伪蒙疆政府、傅作义部队、蒙古王公贵族和牧区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而诸如乌兰夫、奎壁等内蒙古革命领导人，均曾以大盛魁商人或驼夫的身份，往来于苏联与陕北之间。
据说，参与史料编写的既包括大盛魁的掌柜、伙计，还包括一些与大盛魁有过生意往来的人，共计有60多人。几年后，书稿编写完毕，但此时已经是文革前夜，一部记述“大资本家的商业史”的书，当然被无限期搁置。
所幸的是，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急风暴雨，大盛魁史料没有遗失。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20万字的《旅蒙商大盛魁》才得以出版，这个巨型商贸企业的商业传奇才重新被人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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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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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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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如何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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