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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前世今生
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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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大院
[呵，三晋风流人物谁料？]
穿大褂的买卖人怎么了？山西的买卖人曾经富甲天下名震环宇。
就说阎锡山。以一军政枭雄，阎能说出“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300块钱1年的利息比1个孝子1年下劲干活的收入还多。”这话颇俱晋商神传，蒋介石说不出来，毛泽东也说不出来。而且，当治下吃紧时，阎锡山亦能理论服从实际。1942年3月，阎属下晋西地区经济困难，阎便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内扩大生产稳定物价，对外严密封锁抵抗经济侵略。具体作法是：废除私商，实行商业统治；强制劳动，独占市场；发行变相纸币合作券，扩充官僚资本；实行运输合作，管制运输资本。阎此举，确颇得共产党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真经。而眼下，共产党人把金融视作现代经济的核心。什么是核心？就是阎锡山的“孝子”。
[山西可不只一个阎锡山]
李世民父子率大军南下中原角逐政权，大军中有一个山西木材商人名叫武士镬，李家父子最初的军费很多就出自他的腰包。武士镬在唐朝建国后曾官至礼部尚书，但武士镬的出名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出色的女儿，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大唐盛世缔造者之一。哪怕是她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政治才华。这样的山西女人，世上还有第二个吗？
山西也不止一个武则天。先秦的李悝、吴起、商秧诸士原籍皆山西，司马迁甚至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三晋人也。那时还有什么湖北九头鸟的风光吗？佛家人物惠远、法显、昙鸾也都是山西人，宋、辽、金、元时代，山西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传说中的吕洞宾就诞生在这里，情种呵！
山西最值得称道的还有曾经鼎盛一时的文风，《全唐诗》中记录的诗作有一大批是山西人的作品，初唐四杰的王勃、边塞诗派的王昌龄、名响天下的王之涣、新乐府的领军人物白居易都是山西人。一部《资治通鉴》贯绝古今，作者司马光是山西籍，而元曲四大家中至少有两位是山西人。
山西军人也了得，汉代的霍去病和卫青，三国时的关羽，唐代的尉迟恭，宋代的狄青和杨家将都英勇神武，威名四海。
而今，山西最具国际影响力和现时感召力的人物是关羽。如果说对孔子的尊崇多少还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而对关羽的崇拜则完全是自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选择。关羽所代表的精神内涵已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于右任先生曾在关帝庙中留下这样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了民族精神”。关羽对朋友的忠诚、信义，他的神武，还有他的山西籍贯，都成为联接那些漂泊异乡的山西商人的精神纽带。在事业发达之后，山西商人又将许多美德加诸在这位老乡身上，他们甚至考证出关羽最初的职业就是商人。山西商人所到之处都不惜重金修建关羽庙宇，山西人还在自己的商号显著位置上都摆上了关羽的神像，久而久之，关羽甚至替代了传统财神的位置，成了各籍贯商人的财神。大俗呵，便大雅了。
财神关羽，是山西人最大的文化输出。
[诚信废了，不留痕迹]
如今打仗少了，作为战神的关羽不那么重要了，作为财神的关羽便显赫起来。后人将此归结于市场经济对诚信、公平的需求。越是稀缺的东西，便越显珍贵，山西人把这个光环层层叠加在关羽身上，捎带着也照亮了自己。
作为关羽忠义学的基础，山西流传许多诚信的故事。
《晋录》中提到，山西人做生意，爷爷、父亲借了别人的钱没来得及还就客死异乡，过了几十年，甚至当时的债主都忘了这回事，但子孙都“焦劳强作以还贷”。明朝蒲州的王氏商业创始人王现、王瑶兄弟就是一个例子。
蒲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王氏兄弟很早就开始了商旅生涯。在明朝文人笔记中可找到王瑶的身影，“公蒲善士为养生计而商也，生财有道，行货而重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
王现发达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做买卖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子弟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说做生意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早先，如此庄重地在神前赌咒可是最严肃的事情了，“关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王现不惜以这种宗教禁忌来规范后人的商业操守，可谓用心良苦。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王现晚年曾对子弟说了四个字：“以义制利”。
明隆庆四年，王瑶的儿子王崇古来到了大同，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宣大总督——这或许是前辈积德的结果？
另一个故事是康熙末年，三个山西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他们曾挑着担子，为西征的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三人合伙在杀虎口经商，号为大盛魁。
一年大年三十晚上，突然有人敲门，一个蒙古人牵着一列骆驼来做生意，住了一夜这个蒙古人消失了，一检查他的货垛子，里面全是银子！掌柜的就商量，把人家这笔钱点清楚了当成股本放进本金里，然后每三年结帐时把人家的红利加进去记在万金帐上，就这样滚了几十年，蒙古人仍然没有出现，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它的万金帐上仍然记着这一笔钱的本金和利息。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当年大盛魁的山西商人把讲述这个故事当作每年开张的一个仪式，希望后人能够把诚信当作经商的第一要诀。许多晋商世家都把这一要诀写进农规，传诸后世。
诚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美德，而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要有实际功效。但在乱世，或市场经济初期，诚信就有当铺路石，有当烈士的味道。如今说起诚信，谁还会向山西人竖大拇指？老几辈山西人营造的文化财富，或叫作经商要诀，废了！不留痕迹地废了！这好名声得来不易，废了倒不留痕迹。反倒是市场经济搞了20多年，过去以为最不讲诚信的温州人开始操练起诚信来。
[学而优则商，信不信由你]
诚信是个很高的境界，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需要有长期且严厉的法制环境方能炼就。但实际上，山西，乃至三几百年前的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环境，因此，可以说诚信并非山西显得特别突出，也不是山西商人成功的第一要素。那是后人想象的，后人自我表扬生就的。
山西人想的是什么？当然是经商，是发财。至于做官，读书，那却是不重要的，至多是次重要的。而诚信，完美的精神世界，当工具用用可以，真没空去操练。
乾隆年间太谷县有一个读书人叫刘大鹏，举人出身，长期任教于晋商家庭，他写的《退想斋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任教二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重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
这老秀才何必痛心疾首，所有的存在都有存在的道理，每种动物都有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力。当时，商铺里的小伙计一年的收入就有1075两白银，而一个七品县太爷一年的俸禄加上养廉银也不过1045两白银。因此有民谚说：“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上茶票庄。”
今人余秋雨很看重晋商，说：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有了钱以后，让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但山西商人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无牵无挂地远行万里，不必既赚钱，又说我是儒商，甩掉了一切一切的虚伪，这是我对山西商人特别佩服的地方。
余秋雨是个文人，追求纯粹的美感，但山西商人是否如他设计得那般纯粹？到底怎样才是堂堂正正的完美商人？山西商人与官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此后还会论及，但晋商们确实造就了一套商场的大规矩。
晋商大院
[学习晋商好榜样，惭愧]
山西商人造的规矩，三几百年后还令人叹服，仅举两例。
经理负责制。财东先对经理人严格考察，非能攻能守、多谋善变、德才兼备不足以付重任，之后便重礼聘回，委以全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日常盈亏并不过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经理在任期内，如尽力尽职业务有起色，财东则加股加薪，反之则减股减薪，如反复没有亮点，用不着财东谈话，经理自己就请辞了。
晋商里有这么个规定：东家不准住在店里，不准用店里的钱，在店里吃饭要给钱。这个简直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太现代化了，咱现代人都不如晋商——看看今天的上市公司吧，甭说吃你顿饭了，有证监会、银监会、法院、检察院各路人马盯着，大股东都敢把大把的钱往家里挪，能挪的是本事，被发现了是偶然，遭查处了是不幸。
晋商的另一规矩是人身顶股制，类似今天的干股、技术股、职工股，只是这些人不需拿真金白银去买股，也不负盈亏责任，在店里呆的时间越长，股份越多。有点像日本人的心思，鼓励以店为家，终身雇佣。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认为：这个制度在产生激励作用的同时，又降低了自己经营管理的成本，是解决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一个有效手段，而晋商在一两百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晋商和南方的商人是有区别的，包括徽商、广东商人，基本上都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的，老板往往就是总裁，而晋商的财东是放手让大掌柜、二掌柜去经营的。
晋商确实早早地就在中国发展企业制度，收集资金，先独资后合伙，再搞股份制；管理是先家族经营后合伙人股东经营，再依靠经理人制，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搞现代企业制度，学习晋商好榜样，比比晋商咱就惭愧。
不仅大的企业制度让你佩服，就是小小的密押，也玩得朴实，有技术含量。
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比如兑现暗记：谨防假冒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冒取，其实12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12个月，密押不定期更换，生意好的时候3个月换一套，很少听说冒领。
密押以及背书这种100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手段，现在仍被许多银行使用，但这并不是晋商掌握的唯一的防伪手段，当时晋商甚至已经懂得使用水印技术，可惜由于票号在一百多年里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人只能从晋商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水印。
今天的防伪已经有了电子设备，但仍挡不住钱哗哗地跑，许多还跑到海外。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人心坏了。
[两位大师斗得顽劣，嘻！]
其实晋商造就的规矩还不完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虽然有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大掌柜和二掌柜闹得起来，还像孩子般顽劣。
晋商票号中名气最大的是日升昌，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下日益红火。但有一天雷履泰病了，而日升昌还有一位非常能干的二掌柜，名叫毛鸿。按理说，大掌柜病了，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雷履泰没有回家静养，这就使毛鸿感觉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事小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毛鸿便对东家说：雷大掌柜这么辛苦，病了还料理字号事务，让他回家好好修养吧，雷履泰是咱们的大本钱呀。东家一听也着急。就去慰问雷大掌柜，劝他回家好好休息。雷履泰是精明人，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没说什么就回家了。
几天后，东家发现雷履泰家里的桌上摊了一堆写给各分庄的信，命令他们暂停营业，准备撤回。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了，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东家一听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对雷履泰说，反正这个字号我就交给你一个人了，一切经营的事都是你一个人决定。第二天起，日升昌的马车准时往返于雷履泰的宅院和日升昌之间，车上有一桌酒席、50两银子，这是东家让人送的。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
一山容不下二虎，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离开日升昌后，马上接受别人的礼聘创立了蔚泰厚票号，蔚泰厚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多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又有4家蔚泰厚票号相继开业，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庄，而毛鸿却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毛鸿马上还以颜色，给小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这两位大师斗得顽劣，但如果故事放在今天，却不是顽劣所能形容，凶狠的手段有得是，比如贿赂工商封杀对手，请记者发文满世界抹黑，或雇黑社会打黑枪，十八般兵器信手拈来，与时俱进嘛。
[或战或和，都是发财机会]
话说回来，当年晋商何以横行全国？有勤劳说，比如走西口；有诚信说，关公是榜样；有情商说，中国犹太部落云云。
哪个地方没有仨俩富人？而大面积地暴富和成功，就不能仅仅从自身内部找原因了，余秋雨所说的“纯粹的商人”就不存在了，只有在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态中找原因。也就是说，晋商不那么“纯粹”了，晋商与官结合了，官商相互利用了——这才稍稍可解释晋商的兴衰。
1403年之后的明嘉靖年间，在靠近山西的呼和浩特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想能不能通过“互市”来代替战争，于是在嘉靖十三年他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他保证他的民众和军队不抢劫，但条件是“互市”：你要提供我生活必需品，我用牛、马、羊和你交换。但在整个嘉靖一朝45年间，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事实上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禁不住。王崇古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但需要一个契机才能废了国策。这时候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事件，王崇古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200多年的战火熄灭了。
《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当时山西的作派乃今日之深圳：一时买卖云集，人欢马叫，晋商崛起，是为时事造晋商也。
晋商抓住了和的机会，也抓住了战的挑战。
1690年，为平定噶尔丹叛乱，清康熙皇帝亲率8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对西北用兵，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这时候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话的是范毓滨。
范毓滨主动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表扬范毓滨的贡献：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他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
当时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晋商“走西口”的序幕。杀虎口位于内蒙、山西交界处的右玉县，300多年前这里是供应清朝西征大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之一，也是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市场的起点，历史上习惯把这里叫做西口。
话说到此便可明了：如果没有官，没有西征大军，没有政策，山西人再勤劳智慧，也走不了西口，走了西口也没钱可赚。
[往慈禧身上投了大资，回报丰厚]
三几百年前的皇帝们智商是很高的，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的培训，但很会使用市场手段，很会“给政策”。因此可以说，皇上乃晋商之父。仅举两例。
明朝盐的运销实行中开制，就是政府控制盐的专卖权，每到军队需要粮草了，就出榜招商，令商人把物资运送过来，但官家并不给运费，而是给“盐引”，就是贩盐的许可证，每一引大约可兑盐100公斤。许多晋商，如范也逵、柯继美诸位便是经营此道发了大财的，广置良田，深藏银两，财主也。
另一例是晋商票号承揽官方银两汇兑。
各省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先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最后还得派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40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但清政府还是禁止票号染指官府银两。为什么这项禁止票号染指官银的政策会在1863年有所松动呢？
1862年10月，朝廷一再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官员不得不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大掌柜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票号在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山西商人悄悄地在这里做了一个强迫。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朝廷终于接受了票号的侵入。”当时每年各省和海关上缴的京饷超过四五千万两，其中的赚钱机会大大的。山西商人并不想做“纯粹”的商人，有机会也紧着往官身上靠。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路经山西祁县，遂向晋商告贷。众商人婉言推托，而乔家大德通的一位分号经理高钰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向朝廷捐输30万白银。东家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当慈禧躲过灾难回到北京后，给乔家留了个大人情，一是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是将庚子赔款连带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经营，这样，衰落中的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最后一抹余晖。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大德通票号也如日中天，在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
晋商靠官吃官，但最后败也败在官身上。一方面山西票号代政府朝廷管理财政，这对他们的业务发展大有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讲信誉或官员勒索苛扣，晋商也吃了大亏。1908年当年各地解到北京的京饷大概是8000万两左右，其中有1500万两是由晋商垫付的，后来这笔钱很多是有去无还，晋商资金链遇到大困难，这是晋商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资料
[一掷千金，终于夺回矿权]
晋商在最终败落前做的一件大事是保矿。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煤矿、铁矿的开采权出让给英国人，清政府认为“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消息传出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矿权、路权的斗争。1905年，英国商人开始在山西勘探、采样，并要求山西巡抚查禁山西人自己开办的民矿，矛盾激化。此时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的职位，时局的变化使他再次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为山西人、中国人的利益奔走争斗。
1906年早春，渠本翘离开了祁县南关的家，坐上马车前往太原，那一年他40岁。渠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200年前他的祖先就开始与俄国人做茶叶生意，他的父亲渠源桢是山西票行业有影响的人。渠本翘曾中过进士，后来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回国后又加入到家庭生意当中。当山西人争矿权、路权的运动开始后，他以商人身份加入并很快成为实际领导者。他既不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率领学生上街游行，而是联合票号商人，通过谈判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矿权、路权，然后再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采山西的矿产，他甚至为这个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1907年2月，山西各界代表到清政府外务部去交涉，要求收回矿务，清政府外务部和山西巡抚恩寿也表示支持，到1908年1月20号，双方就签定了第一批合同。渠本翘知道，一个月内山西巡抚根本拿不出100多万两银子交给英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几年辛苦得来的新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英国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做出了让步。渠大力呼号，晋商纷纷解囊，不到1个月的时间调集了100多万两的赎矿银，且踊跃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
1908年2月25日，山西商人按时交付了170万白银的赎矿款，其中蔚泰厚、百川道、日升昌、大德通、三晋源、世义信等票号均各斥资3000两。《大公报》登出了这样的消息：“闻晋有名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于人，而保晋省名誉，晋人团体如此团结，将来发达岂可限量？”
[无可奈何，去了]
如果晋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可能伴随着痛苦和磨难而溶入近代社会，依然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但是，故事没有沿着“如果”走下去。
晋商之败先在茶叶。长期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中，茶叶是大宗，且为晋商垄断。1837年到1839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7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逼迫中国签署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不费一兵一卒就打开了通往内蒙古的道路，取得沿海7口通商权。其后又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他们将茶叶从汉口沿江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再走陆路经洽克图运往欧洲。于是俄商大为发达，贩茶从1865年的164万磅猛增到1867年的866万磅。而晋商由于受限于清政府，不能采取水路运输之便，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几经挣扎，终于败落。
晋商投资矿业亦多挫折。最骄傲的保晋公司可为例。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800万两，实际集股193万两，原由渠本翘出面向各山西票号筹借赎矿银，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1911年山西当局却截留了全部地亩捐，渠为归还赎矿银，只得将保晋公司吸收的股本银挪还票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便资金奇缺，渠亦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保晋公司才要回现金60万元，山西当局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的奖状，一笔勾销了其余欠款。
晋商票号的日子也不好过。光绪末年，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此前200多年，从帐局到票号到钱庄从不受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条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要求对票号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票号资金非常少，比如当时英资汇丰银行的注册资本金高达1亿美金，当时的大清银行，也就是原来的户部银行，注册白银也有500万两左右，而山西票号一般只有几十万两白银。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验资，首先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营业，其次如果验资的情况传出去会有损声誉。清政府这样做有不妥之处，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向现代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做得太快就把山西票号毁了。
毁就毁了吧。当时清政府和各路军阀头痛的事多着呢，怎顾得上统筹兼顾、循序渐进、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呢？晋商票号虽也蹦达了几下，终于没能升华为现代银行，无可奈何，去了。
[尾声：宝马或者悍马]
回到今日，当下带“马”的车总是遭人撇嘴，尽管撇嘴并不意味着不羡慕。比如宝马轿车，它代表着权贵以及由此带来的张狂。近来又有悍马，美国军车血统，150万元1辆，山西煤老板一次性团购20辆，惹出一阵喧哗。这悍马又透出什么味道？——暴富。
如今山西煤老板凭什么一夜暴富？先前他们也勤劳勇敢来着，但只能维持着运作，一付小作坊的架势。2002年的某一天，煤老板突然发现几个捧着钞票端着笑脸的人堵在门口，急急地要煤。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煤价当然就涨起来了。再后来，大家把煤款提前压在煤老板手上，一压就是几十万，此时，票子滚滚而来，煤老板想不暴富都不行，想不买悍马都遭撇。如果地质条件好，每吨煤的成本不到80元，再刨去增值税、地税和个人所得税，平均下来每吨煤的毛利润有150元，钱哗哗地来。
如果哪天恢复个中国煤炭总公司，再把小煤窑们收了，考核资质五六的，山西煤老板能否重新走上票号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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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祸之间：官商经济与晋商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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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