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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沉
专注是刘永好的特点，成为富豪多年，刘永好依然保持着发迹前的习惯，到同一家理发店理发，和员工同餐、爱吃回锅肉和麻婆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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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的坚守
中国有句谚语，“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其中折射出，人们对养殖业风险控制的担忧。刘永好的商业实践，似乎颠覆了这一说法。
从1982年创业开始，刘永好和其家族在28年期间，一直以养殖“带毛”的为主业，稳健发展，口袋不断变鼓。
“胡润富豪榜”的缔造者胡润曾表示，在中国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企业家之一就是刘永好。因为从他1999年开始排中国富豪榜开始，很多人都起起落落、风云变幻。只有刘永好稳稳地占据在他榜单的前列，而且有几次还是头名。
从刘永好的商业轨迹上，不难发现，虽然也投资房产、金融，但是他一直坚守在农产业，以此为主，不断创新和壮大。
专注、专一是刘永好的特点，成为富豪多年，他依然保持着发迹前的习惯，包括到同一家理发店理发，和员工同餐、爱吃回锅肉和麻婆豆腐。当然，最好的习惯是，从来没离开过农产业。
确实，养殖业存在巨大风险，去年以来中国猪肉价格一直徘徊在低位。粮食价格跟猪肉价格比如是6:1，属于正常，目前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条警戒线。
可能刘永好就是个习惯于反周期投资或者对自己判断有足够信心的人。他对腾讯财经表示，目前新希望集团已经和农业银行某分行签订了30亿元融资票据，“绝大部分用于农产业”。同时，新希望集团今年还会加大海外扩张，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再建多家加工厂。
有这样力度和决心，可能是缘于他对养殖业的多年研究和探索，用刘永好自己的话说，他们正在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而且通过多年实践，他已经总结出了“猪经济”理论，足够支撑他面对一切危机。
“猪经济”
在中国，靠养猪业发大财的真不多。因为猪肉价格始终是难以控制，忽高忽低，而且养殖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过多。
而作为中小养殖户特别是中国农民养猪户，更是在这些年中，很想、却很难在猪身上赚到大钱。刘永好说，中国农民养猪之所以赚不到钱，是“小农经济和大市场之间矛盾”所致。
因为农民很现实，但是缺乏正确的判断眼光。“市场好，就养猪；农民看的是今天，不是看明天，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他们没有办法去做统计、做分析，因为规模太小。”
这样就形成了，猪少了、价格高，农民大面积开始养；然后，猪多了，价格低、大家杀猪；再后来，价格再升高的反复局面。这个怪卷，至少折磨中国农民20多年，没有看到好的解决办法。
特别是政府对此的调控，显得很无力，有时还会发出错误的决策和信号，加大了震荡。
在刘永好看来，农民养猪户不能够分析全国形势，不能把握市场周期的脉搏，不能够做超前的预测，这就是这种小农经济跟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所在。同时，养猪业不像金融和房产存在进入门槛，人人可以随时进入，对产业造成了难以控制的局面。
刘永好认为，养猪要实行规模化、现代化、信息化和组织化以后，就能够尽量避免这些难题。因为规模化养殖以后，统计数据、信息、计划、安排都到位了，养猪户的预测能力提升了，就可以提前预知和判断风险。
同时，规模化养殖后，产业链可以拉长，可以分化价格震荡造成的恐慌。目前，新希望集团就建立了以丰补欠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猪肉价格超低的今天，新希望集团依然从容，去加大对农产业投资。
规模化养殖是赚钱的有效渠道，刘永好早就摸准了这条路子。新希望2005年并购全国最大的鸡饲养、屠宰、加工巨头六合集团，几乎擒获整条禽类生产链；通过控股华北地区最大的生猪饲养和加工企业千喜鹤，刘永好一举进入猪肉这一中国需求最大的肉制品行业。扩张于无形无声之中。
而养猪业一直被刘永好看中的原因是，他认为猪肉的刚性需求一直存在的。于是他组建了合作社生产方式，把过小、过散的农民养猪户组织起来规模化养殖，让农民赚钱、新希望再赚农民的钱，互利互惠。
为了解决农民发展资金问题，新希望联合“合作企业”共同成立担保公司，用以解决新希望体系内的农民合作者资金需求。
如今，新希望集团四大产业集群的产业格局已经清晰：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地产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这四大产业集群使新希望集团拥有稳定的增长曲线、良好的现金流量、强大的资产储备，能够应对挑战。
坚守
谁也想不到，刘永好家族的开始创业，是因为二哥刘永行，春节时为了能给儿子买上一点肉吃，在马路边摆摊修理电视和收音机，几天就赚了300元（相当于当时的10个月工资），极大地刺激了兄弟几个。
于是，1982年，刘永好和三个哥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走上了创业之路。在第一次打造“新意音响”的买卖胎死腹中之后，找到了养鹌鹑、养鸡、养猪和卖饲料这条希望之路后。刘永好一直坚守着农产业，不曾动摇。
这期间充满了无数次的诱惑。刘永好说，十年前，他们做了一些房地产，也投了一些金融投资都赚了钱。内部开董事会，有人提议干脆我们多做金融、多做房地产，少做农业。董事会讨论过去讨论过来，最后还是决定主体还是做农业。
刘永好说，他十年前如果把主业放在房产和金融，其资产一定比现在多，但他还是选择了农产业。用刘永好自己话说，做农业一是企业责任问题，因为企业员工大多是搞农业的出身；二是他们正在探索中国农产业发展之路。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起伏，很多企业成为了“流星”。究其原因，从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大败局》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著共同特点，这期间倒下去的企业，多数因为不够专注、过于追求扩张，而败走麦城。例如，德隆等。
而刘永好认为，企业一定要按自己的既定的模式去发展，“我们听过很多企业家说过这样的话，10年达到世界500强。可是没多久，这个企业就没了”。今年，中国房产业发展火热。刘永好表示，地产不是主业，地产将按照适度的模式发展，不管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相关措施会是怎么样，会按照自己的路走，这样会更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
同时，刘永好表示，新希望地产也有一定规模，收益蛮好的。地产金融的投资，对新希望的农产业是一个强力支持，“我心里面踏实了，我不怕，就是我亏得血本无归，我不赚钱了，我心里面我都知道我不会垮掉”。
在刘永好的规划中，农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比重是八比二，而目前集团产业收益比正好是二比八。
处世
在中国商界习惯把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分为三代，作为第一代企业家代表，刘永好和鲁冠球至今依然十分活跃。这里除了刘永好对商业专注和判断外，还有其处世方法的高明之处。
新希望如今已经是中国顶尖的民营企业，但是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家企业的总部，依然租住在成都一栋很不起眼的写字楼内。而新希望盖的高档写字楼，在成都却很容易找到。
这可能就是这家企业和刘永好的作风，内敛和节俭。如今，刘永好在公司时，会在公司食堂和员工们一起吃饭。如今在中国企业家圈流行打高尔夫和玩游艇、飞机的时代，刘永好显得很“老土”。刘永好自嘲说，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打麻将、不会跳舞、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是个十足的“二百五”。
没架子和微笑，成了刘永好的招牌。成名多年，刘永好一直和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与很多企业家不同的是，刘永好从不排斥媒体，每年两会前，他都会在北京召集一些记者谈谈提案和想法。
其实，在新中国第一批企业中，与媒体相处融洽的企业家并不太多。刘永好往往会主动与媒体接触，猜想这可能与他在创业初期，向农民的猪圈上贴“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小广告获得了收益有关。
与媒体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重要。民营经济如取得生存和发展，和地方政府融洽，显得十分关键。
刘永好家族从创业之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初建立育新良种场前，他们就知道主动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创业要不要得？”这种意识可能贯穿于其家族经营到现在。
最近，刘永好劝外国机构为中国农民担保的一段话，就耐人寻味，“你们多做一些好事，自然能得到好报。好事做多了，今后国家有什么好机会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你了”。
虽然“老土”，并不妨碍刘永好结交企业家朋友。在企业家圈子中，很多大佬都是他的好朋友，包括柳传志、鲁冠球、郭广昌等等，自然还有马云。
今年，应马云之邀，刘永好投资了马云等人组建的云峰基金。
如何看马云、牛根生和自己
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刘永好突然主动提起了马云。
“私下里我们就在讨论，很多90后对他的形象非常认同，这种形象和这种能力的汇总，叫做马云现象或者是马云规则”。
马云如今已经成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不可缺少的“活宝”，他的出现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快乐。
马云自己也说，现在很多人把马云已经神秘化了、模式化了、现象化了，不一定好。刘永好认为，马云概念跟马云本人不是一个人，马云就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而马云概念是一个概念。当大家谈马云的时候，你是谈的马云概念？还是这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于胡润对他的敬佩，刘永好回应说，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包括一些专家、一些海外人士，还有一些政府官员都谈，对我们发展模式、对我们的做法，非常肯定。当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我也感觉很欣慰，虽然我们在农产业方面投了很多钱，收入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得到这样的认同，我觉得挺自豪的、挺满足的。
当问及怎样看待金钱和人生的关系，刘永好讲起了一段他和牛根生的对话。我问他（牛根生），你现在持有公司多少股权呢？他说，现在把他的股权全部捐献给一个公益基金了。我说，你全部股份捐献给公益基金，你现在觉得好还是不好呢？他说，当然好，不好他就不捐了。对此，有很多人都想不通、不明白，包括内部的员工。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我觉得这是对的。
20岁之前，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到现在成为中国超级富豪，这是十分经典的励志故事。对此，刘永好不以为然，“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做一些应该做的事，而不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这也是我自己做事的一个原则。”
刘永好：十年前主业不做房地产，现在不后悔
腾讯财经
刘永好：我们董事会开会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主体还是做农业。这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对内，几万员工都是做农业出身的；对外，我们是养猪的、做饲料的。
访谈主题：新希望集团近30年稳步发展的秘诀
访谈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访谈嘉宾：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访谈时间：4月23日
刘永好的感悟
腾讯财经：听说，您正在搞一个网，开始“触网”了？
刘永好：是的。我们成立了西部农村电子商务网。广大的农民朋友要技术服务要靠技术员吗？其实，农村养殖业的一些小伤小病小问题，可以在网上查询。如果鸡出毛病了，把鸡用视频摄像头一照，对面的专家就看到了。然后再问一问、体温测一测，就有可能指导农民用什么药、怎么样去防病、治病等等。
同时，这个网络会把市场的预测、信息的收集和产品的收购结合起来，这些就非常有价值。我们的西部农村电子商务网已经过了国家发改委的专家组的评审，而且国家发改委也给我们专项资金的支持。世界银行也表示愿意支持，可能给我们相应的贷款。比尔·盖茨基金会，也提出只要世界银行的贷款到位，他们也会给予无偿的支持。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一定是世界银行的贷款要到位。世界银行已经同意了，但是要办手续，还比较复杂。
腾讯财经：预计什么时候能办完？
刘永好：这个事情都办了很久，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了，这中间很复杂，现在要走的路还很长，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世界银行的贷款，需要地方财政来做确认，而且要有担保。现在相应的企业可以提供担保，没有问题。同时，由于国家发改委也很重视，一些金融机构也愿意支持这个事。
我们正在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腾讯财经：这些年来，我们感觉新希望一直在不断创新？
刘永好：是的。新希望集团这么多年来，做了很多的尝试。第一，我们做两个技术服务公司，现在有超过5000个农村技术专家服务在基层；第二，组织农民签合作社，现在已经有一两百个合作社了，我们服务了数以万计的农户；第三，我们成立了金融担保公司，专业为养猪、养鸡户担保，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二十几家担保公司；第四，西部农村电子商务网开始做试点了，国家发改委批文已经下了，并且国家的支持资金已经到位，我们会在西部地区逐步推开；第五，我们也在争取国家示范基地。比如说，我们规模的养猪，猪的粪便集中处置，通过沼气发电，像这些国家也有专门的帮助。
腾讯财经：养猪方面新希望还有哪些探索？
刘永好：我们正大力推进种猪场的建设，最好的原种猪叫加拿大的海波尔猪。几年前，已经投产了，现在最好的猪一代代的正在出栏。接下来我们还要建原种的、祖代的、父母代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做这个事特别辛苦、特别烦，因为很多事以前没人做过，要去闯、要去摸，这里牵扯到政府，也牵扯到农民；牵扯到科技、又牵扯到市场；牵扯到金融、又牵扯到技术，又牵扯到国际合作等等，不简单。但是这条路要走通的话，我觉得那就不得了。
我们试图用几年的努力去走，现在多数已经走通了，我们希望走通了以后形成一个模式，先在我们集团内部推广，然后再在全国逐步推广。我觉得有些企业率先行一步，形成一种模式，国家总结和参照这种模式，最后找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加以推广。我觉得这是中国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路线图。
农民养猪赔钱是小规模和大市场的矛盾
腾讯财经：中国这几年猪肉的价格起起伏伏，养猪户有时赚、有时候赔钱，总坐“过山车”，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刘永好：其实，这里是养猪户小规模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现在市场需求很大，全国几亿人都要吃猪肉。市场很大，而生产单位特别小，养猪户对市场的捕捉能力、预测能力、判断能力，和把握能力不够。往往都是今年猪少了，价格就高，大家都去养猪。
同时，国家又给予支持、补助多了，农民就开始多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承受不了那么多，多了以后价格就降。
腾讯财经：您的意思是市场刚性需要一直存在的？
刘永好：现在并不是人们少吃肉了，没有少吃，相反还多吃了，因为价格便宜，大家多买一点，吃肉和吃粮差不多，你不能说因为它便宜你就多吃，你不能说因为大米便宜，一天吃二两的我要吃半斤？猪肉是一个刚性需求品，不像衣服一样，便宜我就多买几件搁在那儿。
而当价格高了，首先是市场有反映。CPI又上涨了，因为猪肉价格和CPI联系很大，这个时候政府觉得不对，又给补贴、又给支持。各级政府就动员农户多养猪、扩大规模，给很多支持。农户对市场有信心，这样又开始反复。结果大家开始养了，不但农民养、企业养，外资也在养猪，互联网的一些企业也在养猪，这样猪就养多了。养多了以后，肯定也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最终的格局就是只能用价格来调整，价格就往下走，一低再低。
猪经济
腾讯财经：这样的周期有规律吗？
刘永好：以前这种周期变化不超过一年。现在，半年多一点就调过来了，因为养猪周期大概不到半年。但是今年这次就厉害，差不多一年了，猪价始终低。春节前，猪价就比较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太低了，等一等。结果，过了春节后，价格更低。再等，再低。
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报道：猪都长到300斤了，结果价格更低，因为猪越肥，越不好卖，价格低到四块钱一斤，人家都不要。你想现在蔬菜都卖三块多钱一斤，猪每天要吃那么多饲料，一个猪场每天也要上万块钱进去，卖的钱越来越低，所以农民非常难，很多都是贷款来的。农民压力很大，最终的结果就不养猪了，或者是杀母猪。杀了母猪，不养了，市场价格慢慢就平衡了。
现在国家又开始收储猪肉了。据测算，粮食价格跟猪肉价格是6:1，这是正常的。低过6就不正常了，低过5就极度的亏损。现在就是5到5.5之间，甚至个别地方低过5，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收储猪肉，农民开始杀猪。
腾讯财经：那你认为猪肉价格，在什么时候能涨上来？
刘永好：这种格局能维持多久呢？假设大家都不养猪、猪都杀了，就意味着半年以后甚至是一年以后，猪就不够了，价格又涨高。那时，CPI压力会大，就不断的循环往返，这就是猪经济。
关于这个事，我最近这几年研究很多。不断的往复，这种是小农经济和大市场的矛盾，生产者是亿万农民，他们很朴实。市场好，就养猪；农民看的是今天，不是看明天，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他们没有办法去做统计、做分析，因为规模太小。
另外，政府有些时候也在支持，猪肉价格高的时候政府在想办法，鼓励你不断的养猪，猪肉价格低的时候政府也采取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有些很得当，有些不一定得当，有些时候就为下一个周期埋伏下问题。农民养猪户不能够分析全国形势，这就是这种小农经济跟大市场之间的问题，不能把握市场周期的脉搏，不能够做超前的预测。
农民怎么预测中国的CPI涨不涨？中国猪肉价格今后高不高？他怎么能知道？他只能很朴实地看，隔壁的张三王五养猪赚钱了，他就养；隔壁张三王五不赚钱，他就不养。而且他不养，张三王五也不养了。
规模化养猪才能对抗风险
腾讯财经：有更好的解读办法吗？
刘永好：其实，养猪实行规模化、现代化、信息化和组织化以后，就能够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完全避免不可能，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因为规模以后，养猪户的预测能力提升了，统计、数据、信息、收集、计划、安排都到位了，这方面就好了。
腾讯财经：您旗下的上万户养猪的农户，他们对抗风险的能力怎么样？
刘永好：一样受影响，只不过受影响小一些。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比较长，我们有以丰补欠机制，在丰年、价格高的时候，我们适当提取储备金。第二，我们把养猪户组织起来以后，政府容易支持，金融机构容易帮助，一户养猪户跟金融机构没有办法谈，我们联合起来，跟政府谈。第三，由于我们产业链拉长，在仔猪上可以赚钱、在养殖上可以赚钱，在销售上也可以赚钱，加工上可以赚钱。产业链拉长以后，利润点适度的分配到各个环节更合理。
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一些，还表现为我们猪的品种更好、料肉比更低，这样成本比较低。
另外，规模大了以后，人工成本摊得就低。这种转型，也是对小生产和大市场下，不健康的或者是不适应的猪经济格局的一种改善。
腾讯财经：这种尝试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刘永好：在尝试中都困难。首先，要用大量的资金做这样的事。不要说养猪花不了多少钱，养几万头猪、几十万头猪、几百万头猪，需要很多钱。第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也比较难。因为要取得农民的认同，以前祖祖辈辈养猪都这样养。你要改变它，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第三，金融机构的支持。刚才讲过，我们要引进国际的支持，这种以前没有人做过。我们在探路，有些事情很清楚，有些不清楚，不清楚就费周折了。这个东西做起来是难的，但是我们已经走到这条路上去了，我们不这样做谁来做呢？
十年前就开始做房产也知赚钱，但就坚守农业
腾讯财经：你为什么这么痴迷农业？
刘永好：十年前，我们做了一些房地产，也投了一些金融投资，都赚了一些钱。我们内部开董事会，有人说干脆我们多做金融、多做房地产，少做农业。因为农业确实风险特别大、利润又特别低，而且进入门槛也太低。每家每户都可以养猪，进入的门槛低就意味着没有壁垒，意味着得到的市场经济就特别充分，意味着利润就极低。
像做金融也好，做地产也好，进入的门槛很高，不是每个农民都可以做、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的，这里有壁垒、有垄断，就容易产生利润。
实际上我们在金融也好、地产也好，其实这些投资收益都很好，可能十倍于我们农业的投资。但是我们董事会开会讨论过去讨论过来，最后还是决定主体还是做农业。第一，这里面不但是一个多赚钱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对内，我们这些几万员工都是做农业出身的；对外，我们都是养猪的、做饲料的。
第二，中国的产业要发展，总得要有人去探路，总得有人去做。探路就得有代价。我们去做比别人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更熟悉、更有经验、实力更强。
第三，整个社会需要，这不能够简单的拿能够赚多少钱来衡量。比尔·盖茨捐了几百亿美金来做慈善基金，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考虑他自己再赚多少钱了，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是对社会公益有帮助。我们从事农业的，有很大的社会公益成份。从这个角度来讲，玉树地震的时候，我看有的企业捐了一个亿，有的企业捐了几千万，我觉得挺好，我很赞成。我们这些企业家社会责任提升了。
因为我们在农产业这方面脚踏实地做一些人家不做的事，实际上我们在变相的做很多贡献，我们没有像别人表现的那样，一下子捐多少钱，那么爽。但是我们脚踏实地做这些事，不比捐赠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差，而且我们更长远。
这是社会责任，你做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早期的时候，是为了能够生活好一点；以后是为了形象好一点；再后来，就是为了弟兄们大家日子都好过一点；再往后，就是为了对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
地产金融的投资是对我们农产业的备输
腾讯财经：现在会用金融、房地产业来反哺农业吗？
刘永好：我们一直这样做。
腾讯财经：今年在地产这一块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刘永好：地产不是我们的主业。但是我们的地产也有一定规模，收益蛮好的。地产金融的投资，对我们的农产业是一个备输。我心里面踏实了，我不怕，就是我亏得血本无归，我不赚钱了，我心里面我都知道我不会垮掉。
因为我还有地产和金融在支持。所以我们把金融和地产通过规模发展，不断在补充、在支持我们的农产业。在金融地产方面，我们进入得很早。十年以前，我们已经在做金融和地产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的实力在民营企业是比较强的。
当时，假如说我们就转型了，就做金融和地产，凭我们的努力、基础，和聪明才智，我相信我们现在公司的价值会比现在高很多。
现在，我一点儿也都不后悔。虽然说公司的回报要低一些，但是我做了很多的事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得到农民的拥护。当看到更多的农民收益提高了，我确实感到很高兴。而且得到政府方面的尊重，经常有政府的领导，甚至一些高级领导，请我去谈谈我的观点和看法。我也被评为劳动模范、被授予很多的荣誉，我觉得荣誉都是其次的，最终你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好就值得。
腾讯财经：最近，您跟农行的分行签了30亿的票据融资，这笔资金会用在哪里？
刘永好：大部分用于农产业方面发展。
腾讯财经：现在这几项业务还都没有产生利润？
刘永好：有的产生利润了，有的利润要低一些。周期性的有的时候利润高，有的时候利润低一些，总之利润要低。
今年将扩大海外投资
腾讯财经：新希望今年在这几方面打算的投入是多少？规划多长时间能够收回成本？
刘永好：这个投资是不断的持续的，不是说今年投了多少钱今后就不投了，是每个月都在投资，每天都在计划。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加大在海外农业产业的投资。我们已经在海外有十来家工厂了，未来在海外还要再建至少十家工厂。今年我们要新建两三家工厂。
腾讯财经：主要是哪些国家呢？
刘永好：越南我们有四家了，准备再建一两家；在菲律宾已经两家了，准备再建两家；在孟加拉国已经有一家，准备再建一两家；在印度尼西亚有两家了，还在准备条件成熟再建一家。另外，我们准备在新的一些市场做些投资。
腾讯财经：投资回报有预期吗？
刘永好：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回报，甚至高过国内的。
腾讯财经：是加工厂吗？
刘永好：对。用当地的农产品加工成饲料做养殖，做我们的主业。
腾讯财经：未来这种主业和金融、房地产辅业的比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刘永好：从销售值来讲我们80%几是农业，其他的只占十几。但是收益不是这样的，收益可能正好是二比八。
腾讯财经：最近有什么样的收购计划吗？
刘永好：我们在海外拓展，我们积极在海外争取，因为我们在海外投资做农业以后也得到海外政府的认同，这就使得我们有条件进行包括资源的考虑。
腾讯财经：您刚才提到农户在您的合作社里边，签约之后收入有很大的提高。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数字，比如说加入这些合作社的农民跟没有加入的农民，收入有什么样的差别？在这一轮猪肉价下跌之后，他们的情况有多大的不同？
刘永好：这次肉蛋奶价格下跌是全面的下跌，我们合作社的农户一样受影响，只不过我们受影响程度要低一些。至少我们抗风险能力要提高一倍。我们希望能够在合作社进入这个体系里面，农民的收入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外出务工的收益，这是我们基本的想法。现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基本能达到。最近可能有困难，因为最近肉价太低了，没有办法。
腾讯财经：那么，你这么热衷于农业投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社会责任外，是否从投资农业长线上看，回报率较好？
刘永好：龙头企业往往承担了收储的责任，我们签订合同以后，市场价格即使低了，我们都要照样执行。为此我们经常一亏就是亏几千万、一个亿、两个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按照几个月以前的价格定的合同，那个时候市场好。你定下合同几个月以后，等你的猪鸡出栏的时候价格跌了，跌了你还得执行，因为你有这个责任。
新希望集团今年第一季度确实不是太好，这方面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也有好的时候，一旦市场价格上涨，这个时候农民往往要求要适当有补助，我们原则上按原价执行再加上一个溢价。
腾讯财经：说说您在海外投资不同的感受？
刘永好：我们在海外的投资支持了所在国农产业的发展，公司操作十分规范，同时也给我们海外员工有较好收益，也有利于当地的解决就业。正因为这样，我们受到广泛的认同。越南上一届总理潘文凯就专门拜访新希望好几次，他到越南的新希望公司，到中国新希望总部来。有一次我跟潘文凯先生对话三个小时，他带了50几个内阁成员。他想了解中国的生意究竟怎么弄的、税收怎么办，入党的问题他都关心。我们谈了很多。
另外，由于我们做得比较好，也帮助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我们实际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在海外的发展对外交工作，做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云锋基金
腾讯财经：今年，新希望集团也投资了云锋基金，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永好：最近，云锋基金成立了。受马云和其他的朋友的邀请，我成为了首期的投资成员之一。这个钱仅仅是投资，因为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管理，我觉得非常好。具体运作是他们在做，大家都是好朋友。在一块儿交流，在一块儿沟通，在一块儿投资我觉得是很愉快的。
腾讯财经：今年地产行业很热，新希望会在这块加大投资吗？
刘永好：在地产方面，我们将按照适度的模式发展。不管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相关措施会是怎么样，我按照自己的路走，这样我觉得更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
腾讯财经：刚刚谈到农业，其中涉及到金融这一块。因为现在本来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就比国有企业困难大得多，对于成立担保公司申请贷款是不是困难会更大？
刘永好：农民向银行申请贷款难的原因是农民没有担保，银行按照规则必须要有担保。还有，农民每一笔贷款规模都小，银行贷一万块钱与贷一亿，用的程序是一样的，银行不太愿意做这样低效率的事。
但是国家有要求，必须要支持农业，银行不得不做。由于担保公司的组建，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而我们担保公司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担保公司，是跟合作社、跟产业链结合起来的，非常有保证。过去这几年，我们通过担保公司放出去的贷款基本上都没有坏帐。因为这个体系是封闭运行的，农民贷的款，他拿不到现钱。银行把这个钱专门支付，买苗是买苗的钱，买饲料是买饲料的，买建筑材料就买建筑材料去。
这种格局金融机构非常认同，所以说这几年下来，银行给我们自己组建的担保公司发放给农民的贷款原来是上浮30%或者是更多，现在慢慢降到10%，很多地方完全是平息了。给农业发放贷款平息很难，很不容易。
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银行的认同。我觉得很高兴，这个事我向银监会的领导多次做过汇报，银监会对我们探索给予高度的认同，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因为国家有这样的要求，金融业必须要支持农业。我觉得这样做，既帮了农民又帮了银行，企业得到发展，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腾讯财经：担保公司有地方政府参与吗？
刘永好：很多都有地方政府参与，最近我们在探索是不是让一些国际机构参与。
腾讯财经：国际的哪些机构？
刘永好：我们跟有些国际机构讲，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你们应该对中国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给予一些帮助。我说，帮助了这些群体，你们也树立了你们的形象，同时有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甚至是中国政府的认同。我建议他们在农村的金融担保这方面尝试，不要考虑多赚钱，尽可能的做到不要亏损，以帮助中国农产业发展为目的。
我给好多个国际大金融公司老总谈，居然还有一些公司愿意考虑。最近，我们在接触之中，希望他们参与进来。
腾讯财经：这些国际机构会动真格的吗？
刘永好：他们想在中国多开拓市场，不管是金融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如要有一些更大的进步，希望得到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政府的认同，而这个时候多做一些好事是有利的。我也是这样跟他们建议的，你多做一些好事，你自然能得到好报。好事做多了，今后国家有什么好机会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你了。
谈马云、牛根生和自己
腾讯财经：谈点有趣的事情，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里，马云成了一个“马云现象”，您怎么看？
刘永好：马云，智慧、聪明、懂管理，有很好的全球的视野，表达能力也极强，非常市场化，而且还有关爱心。
另外，他的形象就是一个特定的形象。私下里我们就在讨论，很多90后对他的形象非常认同，这种形象和这种能力的汇总，叫做马云现象或者是马云规则。
有一位专家就说，他在一次活动中有一个漂亮的女观众就讲：“男人还需要长相吗？”。这句话，放在马云身上就特别好。
马云自己也说，现在很多人把马云已经神秘化了、模式化了、现象化了。他说，这种现象化、模式化、神化不一定好，今后，如再神化的话，就应该挂到墙上了。挂到墙上了可能就不能享受人间的烟火了。他说，实际上我还是喜欢享受生活的。他希望，马云概念跟马云本人不是一个人，马云就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而马云概念是一个概念。当大家谈马云的时候，你是谈的马云概念，还是我这个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腾讯财经：那么你又怎么评价你自己的呢？
刘永好：得由你们去评述。有人一谈刘永好，是养猪的、也养了很多鸡，以前喜欢穿草鞋，没有马云那么浓缩精华，按照专家的理论，马云是智慧、能力和肉体形象是成反比的，就行了，哈哈。
腾讯财经：胡润曾表达过，中国企业家中您是他最敬佩的企业家之一。
刘永好：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包括一些专家、一些海外人士，还有一些政府官员都谈，对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对我们的做法，非常肯定。当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我也感觉很欣慰，虽然我们在农产业方面投了很多钱，收入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得到这样的认同，我觉得挺自豪的、挺满足的。
腾讯财经：你怎样看待金钱和人生的关系？
刘永好：今天，我还跟牛根生先生在聊天。我问他，你现在持有公司多少股权呢？他说，现在把他的股权全部捐献给一个公益基金了。我说，你全部股份捐献给公益基金，你现在觉得好还是不好呢？他说，当然好，不好他就不捐了。对此，有很多人都想不通、不明白，包括内部的员工。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我觉得这是对的。
腾讯财经：钱是挣不完的？
刘永好：我们做很多事，可能有很多人不明白、不理解，觉得我们傻。十年前，假如我们主做地产，凭影响和实力，能够做得相当不错。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人需要什么东西，他需要赚更多的钱，需要事业做得更大。另一方面，要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同，要得到方方面面的好感，特别是为中国农村转型做出一定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的数量等级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是蛮欣慰的。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有人说是绿色的，环保的，健康的。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做一些应该做的事，而不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这是我自己做事的一个原则。
刘永好创业史
人力资本
20岁之前，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为了让孩子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肉，刘永好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逼上了创业之路。
刘永好四兄弟规划全国发展蓝图
创业之路
20岁之前，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为了让孩子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上一点肉，刘永好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逼上了创业之路。养鹌鹑，他们做成了世界第一。改行做饲料，又成为中国饲料大王。不管生意做得如何大，刘永好始终小心翼翼地坚守自己的主业。
这位被称作“内地首富”的人有两个特点：学习和专注，比常人更加坚持学习和更加坚持专注！
刘永好喜欢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只要待在成都，中午便会乖乖地回家吃妻子做的饭。平日里，刘永好最主要的工作餐是盒饭。除此之外，刘永好还习惯和各部门基层员工在集团餐厅共进午餐。刘永好吃饭速度很快，饭盒中不会剩下一粒米。
刘永好不喜欢穿西服，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
刘永好原来的座驾是一辆桑塔纳，最后下属实在看不过去，逼令刘永好换了辆奔驰。每次坐飞机出行，刘永好也只坐经济舱，当然机票最好是打折的。
刘永好的发型十几年来没变过，是那种花几块钱就可以理的自然式。十多年来，刘永好一直去同一家理发馆理发。
刘永好把自己比作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的“二百五”。
刘永好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学习。无论和谁交谈，刘永好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碰到有用的便往上记。
刘永好没有架子，从来不骂人，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说话的时候刘永好非常注意措辞，从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不舒服。基层员工见了刘永好不会感到有压力。
作为一代巨富，刘永好除了名气之外，普通得实在不能再普通了。
同样不普通的还有刘永好的学习能力和专注精神。
白手起家 成为鹌鹑大王
“22年前，你们4兄弟凑了1000块钱开始创业，如果用做投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元。假如现在你的财富突然间一夜蒸发，你认为你还能东山再起，再度成为中国首富吗？”
面对《人力资本》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永好轻轻抿了抿嘴，沉吟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直视着我们，一字一句地说：“其实，这20多年的磨练对于我来说，拥有了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能力！假如我这个企业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所有财富都消失了，但是我的自信还在，我的见识还在，我的这种经历和能力还在，我可以重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自信和勤奋是无价的。”
说完，刘永好摊开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个问题，脸上露出敦厚的笑容。这是刘永好的习惯，无论和谁交谈，身边都不离一个本子一支笔，碰到有用的东西就往上记。
在刘永好身上，有两项特质：第一，刘永好非常非常地爱学习，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方能不断进步，方能跟得上社会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和知识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第二，刘永好非常专注，主业一直专注于农业，并在这个领域内做深做广。中国有9亿农民，刘永好帮助农民兄弟挣钱，然后再挣农民的钱。这两项特质最终成就了内地首富。
下乡插队，了解了真实的农村
20岁之前的刘永好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没有一件新衣服。
1966年，作为年仅15岁的红卫兵小将，刘永好为了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特地挑了一件家里最好的呢子衣服。衣服是父亲1949年土改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来的，据说还是英国进口的毛料，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后到了刘永好的手中，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样式也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刘永好把它当成了宝贝。
毛主席见到了，刘永好渴望着赶快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的理想生活就可以实现。但这种生活遥遥无期。
两年后，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老乡们都认为这里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许多年以后，刘永好在和名牌大学的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第一个梦想泡汤了
1980年春节，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兄弟们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四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中国历来就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但是却极度缺乏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说干就干，这是刘氏兄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很快，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起了个名字叫“新意音响”。
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氏兄弟们的美梦胎死腹中。
24年后，在向《人力资本》记者谈及这档子事时，刘永好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了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回农村养鹌鹑去！
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强烈愿望却被点燃了。当“万元户”成了刘永好的新理想，那是1982年。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何况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搞养殖业不需要很多投资，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那就从养殖业开始做起。于是，在左邻右舍鄙夷不屑的议论声当中，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
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难免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钱包毕竟鼓了起来。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
别的问题可以毫无顾忌，但是政治觉悟一定要有。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刘永好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是书记毕竟是书记，讨价还价意识还挺强，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这个没有问题，刘永好也是这么想的。自家没多少钱，吃了定心丸的兄弟们马上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结果当头便是一盆冷水，银行不贷！1000元钱对于银行不算个大数，对于刘氏兄弟们却不是个小数。
四人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家中值钱的物件，凑起1000块钱。许多年后，每当过春节，刘永好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是躲债，而是躲银行。地方工行、农行还有建行的老总都拼命想请刘永好吃饭，但刘永好已经不再需要贷款了。
三哥陈育新（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没有孵化箱，他们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
为了建厂房，刘永好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非常冷的一天。当我们重新向他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兴奋异常：“你们好厉害啊，我差点都忘了！”
有些事情容易忘记，有些事情却很难忘。1983年底，兄弟们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哥几个兴奋异常。
刘永好与陈育新在养殖场
灾难降临
天有不测风云，转过年来，一场“灭顶之灾”骤然而至。
1984年4月的一天，资阳县的一个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就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被冲昏了头的刘氏兄弟马上借了一笔数额不少的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给这个专业户之后不久，他们便听说这个专业户跑了。他们去追款，发现交给这个专业户的2万只小鸡，一半在运输途中闷死了，一半在家里被大火烧死了，对方已经是倾家荡产。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永好的语气中还是透露出一丝悲凉。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们一碰头，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那次会议，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最终，他们决定留下来，不逃、不躲，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既然农民不要，就把种蛋和小鸡卖给城里人。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编起了竹筐……
刘永好带着鸡仔去农贸市场卖，一竹筐鸡仔加一个瘦弱的人，撑死了也占不了多大地方。但农贸市场上的商贩们一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寸土不让。刘永好初来乍到，想在他们的身边安营扎寨，门都没有！磨蹭了一天，他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是，鸡仔是不能带回去了，晚上向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一个板凳，坐了一宿。
人就是这样，没有逼到分上，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当你坚持到不能再坚持，执著到不能再执著的时候，事情也就成了。第二天，刘永好终于靠自己的诚恳得到了一个地方。这一天，一竹筐的鸡仔总算是卖完了。
其他的兄弟和刘永好一样，连着十几天，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就起床，风雨无阻，蹬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农贸市场，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连他们也没有想到，虽然身上掉了十几斤肉，下雨天里摔得跟泥猴一样，但8万只鸡仔竟然全部卖完了！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被学生看不起的市场小贩，刘永好经历了商业人生的第一次磨难，直接的结果是心理逐渐走向成熟。说好听的，刘永好的内心从此变得坚强起来；说不好听的，刘永好的脸皮从此变得厚起来。无论是内心的坚强还是脸皮的增厚，都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奋起成功的人所必备的条件。
世界鹌鹑大王
创业初期的第一次危机虽然化解了过去，但是兄弟们的士气却大打了一个折扣，他们消沉了几个月，业绩也停滞不前。关键时候，还是老大刘永言的一席话起了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内心的激情被重新点燃，他们重新鼓起斗志，决心将“小”鹌鹑养“大”，将这条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大学生出身，四兄弟专业各有所长，抱团养小小的鹌鹑，“高射炮打蚊子”的效果自然不一样。无论学到什么最新的技术，哪怕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他们也愿意尝试。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用电子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
“当时所有的鹌鹑和蛋都是我卖出去的。”刘永好显得十分得意，“一开始，我在成都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蛋批发门市部，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又在成都最大的东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奇大无比的店，每天都堆放着数十万只蛋，近的是重庆、西安，远的是新疆、北京，还有老外的订单。那时候，我们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我们已经把鹌鹑养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目标。在我们带动下，整个新津县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养鹌鹑，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了1000万只鹌鹑，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刘永好喜笑颜开，眼里闪着调皮的光芒。
1986年，刘氏四兄弟决定用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词来重新命名自己的养殖场——“希望”。
价格战血拼正大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一向聪明过人的刘氏兄弟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养殖鹌鹑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1987年，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小兵团作战，使用刘氏兄弟的饲料和农具，在孵化率、产蛋率和饲料转换率三项指标上都比刘氏兄弟高出2%到3%。在家禽养殖和家禽饲料方面，刘氏兄弟不愿意和身边的农民兄弟短兵相接，以免造成两败俱伤。这时候，他们想到了将产品升级，转战猪饲料市场。
当时，有一家名为“正大”的外资饲料公司（就是著名的“正大综艺”节目的赞助方），已经占据了中国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正大”在成都投资一亿元建了一家饲料厂，虽然价格奇贵，但因为对猪的增肥效果奇好，所以，农民购买“正大”饲料还需要排长队。有些农民问刘氏兄弟：“你们为什么不生产和正大一样的猪饲料呢？”
正中下怀！1987年，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了10亩地，投资了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同时将10万只鹌鹑全部宰杀。
刘氏四兄弟在研发饲料
2年之后的1989年，“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推出市场，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的刘永好开始将自己的销售和广告才能“玩”大。
谁能想到，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小广告”，开山鼻祖竟然是中国首富刘永好。从卖鹌鹑蛋开始，刘永好就积累了一整套散发张贴小广告的经验。“希望”牌饲料一面世，刘永好马上带着自己的小广告下了乡。
“我租了一台刻印机，请一个写字好的朋友写好广告语。创意是我做的，稿子是我写的，刻是我找人刻的，贴是我自己贴的，每家每户猪圈都贴上了我们的广告。后来我们又做墙头广告。我们喊的口号，最开始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后来是‘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那个时候，这种广告方式成本低，效果特别好。”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就追上了“正大”，“希望”饲料的质量不比“正大”差，每吨的价格却便宜了60块钱。
面对“希望”的不断蚕食，“正大”急了。“正大”每吨降价20元，“希望”也降了20元；“正大”咬了咬牙，再降100元！“希望”干脆降价120元！一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狂涨了三倍！刘永好的市场营销策略打得“正大”既没有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最后，“正大”主动找到“希望”，双方达成了协议——“希望”以成都市场为主，“正大”以成都之外的市场为主。这实际上宣告了“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
经此一役，奠定了“希望”牌饲料在中国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许多年后，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央视邀请刘永好前去作为嘉宾。下属们觉得要给昔日的手下败将当“绿叶”，非常没面子，但刘永好却力排众议，“正大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创业初期送技术下乡
理清家务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刘家没有难断的家务事。
创业阶段，刘氏兄弟很少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偶而有几次，母亲大人在世的时候，最终由她来决断；母亲去世后，老大刘永言说话比较有分量，兄弟们的性格都是尊重真理，有事坐下来谈，谁有理听谁的。
刘家有四个媳妇和一个女儿，创业之初，四兄弟便开了一个“大男子主义和霸权主义味道十足”的会，一致通过了“让各自媳妇回家看孩子，今后不得参政议政”的决策，刘家内部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家和万事兴，从这一点来看，刘家兄弟不赢都没有道理。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
集团成立不久，按照兄弟四人的价值取向和各自特长，刘氏产业被划为三个领域：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复制“新津模式”。
新津希望饲料厂大门外
产业明确之后，就该划分产权。刘氏兄弟的分家实在“太不精彩”，兄弟四人丝毫没有在“创业之初投资多少”和“创业之时作用大小”等方面斤斤计较，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平均划分资产，兄弟四人各占整个产业25%的股份。就这样简单，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这正是成功的企业家和不够成功的企业家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在希望集团的合作堪称是最完美的组合。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1993年，第一次产权明晰之后，在5月份，仅用七天的时间，兄弟俩人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个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共建立起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
爱学习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刘永好和刘永行两人都是学习的高手，一个班里两个好学生，都想当班长，怎么办？
几年过后，刘永行对外交流的潜质激发了出来，而刘永好的内部管理功底也更加成熟，原本互补的能力和风格开始在企业决策方面产生了分歧。而此时面对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环境不允许希望集团发生在战略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及时执行好战略和决策也会贻误战机。
一座山上呆着两只老虎终究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终于，在1995年3月的董事会上，两只老虎开始讨论各自“占山为王”的事。
根据刘永好的建议，这次董事会完全在“绝密”状态中进行，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对各自家属都保密。最终，经过董事会通过，从1995年4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仍然是“资产平均分配”原则，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划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刘永好坐镇西南，刘永行掌控东北。
1995年5月15日，刘永好和刘永行在董事会文件上正式签字。文件正式规定：两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董事会成员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
从此之后，创业期间产权极端模糊的刘氏兄弟在一夜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刘永美（陈育新）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刘永红，也给了她一部分股份。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史上最精彩最完美的“亲兄弟，明算账”。
对于分家，刘永好这样评价：“我们兄妹几个都很优秀，有创业激情，能吃苦耐劳，很多地方都值得互相学习。正是这种互补型的团队组合，保证了原始积累的实现。创业时，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不倒下去。企业发展壮大了，面对着金钱、荣誉和掌声，看法就会不一致。两次调整，是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和规范，是谋求更大的发展。虽然是亲兄弟，也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磨合得很好，何况每个人都很能干。经过两次调整，有分有合，大家都发展得很好。合的部分是希望集团，作为存量一直都没有变，永行是董事长，我是总裁。在上市公司新希望中，以我为主，大哥永言和三哥永美都有股份。实际上，我们分的只是产业发展方向和地域。”
刘永好五兄妹合影
1993，登上一座高山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我们把它称作关键点。当我们问及刘永好的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他回答说是在1993年。他说这一年命运对他格外地垂青，他站上了一个更高、更宽、更广的学习平台。
是年3月，他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推选出的政协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发言，“私营企业有希望”的标题刚念出口，台下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10月，作为来自企业界的惟一代表，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和全国的企业家成为了朋友。11月，他赴港参加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作为大陆首次派往这个国际盛会的代表，刘永好又开始和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交起了朋友。
身份的变化，使刘永好的人生舞台一下子扩大了不知多少倍。这对于一向擅长外交的刘永好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他的身边便汇集了大量的人脉资源，而这个条件却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够幸运地遇到的，刘永好深知这一点。
“作为工商联副主席和政协委员，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专家，通过沟通和交流，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这就像是爬山，过一段时间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就能够看得更远一些。现在我已经不是工商联的副主席了，因为按照规定，我只能担任两届。不过，我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仍然有很多机会和国家经济界的专家人士讨论求教。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的状况研究多了，想问题才能更加深刻。”
“事事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论是在企业界、学界还是政界，与其说刘永好交了很多朋友，不如说刘永好认识了许多老师。一向谦虚谨慎的他将众多智囊纳入他的“知识库”，随时需要，信手拈来。所以，不是一个刘永好在治理企业，而是中国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在帮助他治理企业。
参股民生银行
1993年，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这促成了两年后中国民生银行的成立。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1999年5月起，刘永好用了一年的时间，动用资金1.86亿元，完成了对民生银行一些股份的收购，持股量达到1.38亿股，成为占股比9.99%的第一大股东。与他同台竞争的是东方集团张宏伟、万向集团鲁冠球，以及万通集团冯仑。
关于民生银行，其实还有一段趣话。当年刘氏兄弟创业的时候，银行连1000块钱都不肯贷给他们。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0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说笑。
但是，刘永好后来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跟世界500强的企业讨论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给了刘永好一个忠告：一定要注意，银行的钱不好用，银行就是在你不缺钱的时候给你钱，最缺钱的时候使劲把你往崖下推的那个人。刘永好当时的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实际上，就连自己占大股的民生银行，刘永好也没有贷过一分钱的款。
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去运用，这是无形的浪费。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所欲为，那又成了冒险。审时度势，正确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这才是最英明的人应该做的事。对于刘永好来说，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二十年屹立不倒之原因
“和我同期的企业幸存的不多了”刘永好说。
刘永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永好没有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说了下边这段耐人寻味的话：
“8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出席一些国内企业家的活动。到了90年代出席这些活动时，已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再出席企业家们的活动，变化就非常大了。是什么呢？原来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到哪里去了呢？有很多原因，有的不干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倒闭了，有的被抓了。现在看看在一起开会的企业家，原来的已经不多了。前几天，我见到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我非常尊敬他，也很佩服他，他见到我也非常地高兴。他比我们还要早，脚踏实地从乡镇企业做起，后来转为民营，现在他们的企业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已经非常专业化。我们聊了半天，也感慨了半天，我们两个人非常有同感：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企业家，不多了……”
“做企业，就好像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倒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例子，从独木舟上翻下去，下去了就是下去了，再翻过来非常地难。”
欲速则不达
刘永好认为自己还不算是成功。那么，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比较成功呢？
“成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很多企业都说，我们要在多少年内达到世界500强，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在15年前、10年前、5年前，我都听到过这样的话。可是，现在说这句话的企业都已经没有了。越是要达到世界500强，倒下去的速度就会越快，你朝着这个目标不是脚踏实地去做的话，往往就奠定了失败的基础，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毕竟，你在进步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
“1995年开政协会议，我们被邀请到一位大老板那里去，他给我们指点江山。他讲，‘我们企业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0倍，多少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世界500强。’他在上边讲，我们这些企业家在下边算，不得了，10年之后，这个企业能把地球买下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企业不会活多少时间。果然，没有多久，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有一个生命的周期，不可能想象出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是1万年。到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企业不过几百年，不得了了！因为变化太大了，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做得好一些，更强一些，做得时间更长一些。怎么样保证我们的公司生命周期更长一些呢？那就需要我们这一批人前赴后继地去努力。”
刘永好如是说，他会给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吗？……
通用的杰克·韦尔奇画了四个象限，将人才分为德（品德）能（能力）型、只德不能型、只能不德型、不德不能型。第一种提拔重用，第二种培养使用，第三种小心使用，第四种坚决不用。对此，刘永好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刘永好说——创业元老和空降兵
刘永好
对于空降兵，有的企业坚决不要，有的企业大量引进，都有成功的范例。我认为，杂交或者优势互补最好。
刘永好
在企业很小、开始创业的时候，家族的色彩是很浓的。没有太多的考虑，绑在一起，要涨一起涨，要沉一块沉。这时候，讲忠诚的话，更多的是对人的忠诚，家族企业就是对老板的忠诚。家族企业做大，要逐步摆脱家族的特色，这个时候要对事业忠诚。
我们公司也有许多人，经常说一些不太顺耳的话，来找我说这个问题怎么样？在私营企业，一般都是老板怎么说，下属怎么做。如果企业完全这么做，这个企业肯定长不大，因为老板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的知识、资讯和聪明才智是有限的，他不是最优秀的。
所以，企业做到一定大，一定要克服家族制管理，要对企业忠诚，而不是对个人忠诚。比如，老板要做一件事情，有人对老板说：“我做过调查，你这样做不可以啊。”从眼前看，他可能对老板不够尊重，但是，从长远来看，老板最终会感谢他。
另外，要格外注意的是，我们缺什么，就赶快补什么。经过20多年的发展，跟我们一起创业的员工，对公司非常有感情，很忠诚，也非常勤奋，说到哪年哪月做过什么事情，他们有时候都会流出泪来。他们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仅有这些人是不够的，我们要引进、培养有现代意识的人，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国外的工作经验的人才。最近，我们引进了一批这样的人才，和我们原来的干部的培养结合起来。
在一个企业待的时间长的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非常强，好管，出大错很少。但是，另外一方面，要做大事，还要适当地引进新人。在一次人力资源座谈会上，我谈到，国外的企业注重效率，讲规则、讲制度。中国的文化讲理解、沟通、协调、中庸，这是孔子的文化。这两者之间究竟哪个好？
我们请了一位外资企业的财务总监到我们这边来，他有长期在外企工作的经验，他的管理和思维模式比较规范。我问他为什么还要离开外企到民营企业来。他这样回答我：“到外资企业做，固然比较规范，固然待遇不错，条件、工作环境很好，但是变化不大，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我还是做这个。但是，在民营企业，个人会随着企业一起成长。”所以，在民营企业，固然不谈文化的差异和心理的障碍，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要上升的话，还是民营企业。
对于空降兵，有的企业坚决不要，有的企业大量引进，都有成功的范例。我认为，杂交或者优势互补最好。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优势是忠诚、不会犯大错误。但是，他们的视野、效率、对国际的管理规则的掌握要弱一些。我们的空降兵，有相当的素质，对企业比较忠诚，没有跳过很多的槽，老板也很认同。
所以，我们在引入空降兵的时候，要做各种调查，跟他的老板聊，跟他的下属聊，跟他相同级别的人谈，看他是不是有基本的“德”。没有德，能力再大也不要；有德，能力不大，犯的错误也不会大；德比较好，能力比较强，最好。
另外，就是适应性好不好。因为国外企业的模式，跟我们的管理不一样，需要磨合。在大型民营企业具有长期管理经验的人，我非常看重。
小贴士 刘永好简历
出生年份：1951年
出生地：四川新津
教育：大学
主要公司：新希望集团（www.newhopegroup.com）
公司总部：四川成都
主要行业：饲料、乳制品、肉食加工、化工、金融、房产
刘永好目前担任的职务：希望集团总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民生人寿保险监事会监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西部乳业发展协会会长
1982年，刘永好与三位兄长一道，辞去公职，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靠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筹1000元人民币，从种植、养殖起步，经过六年时间，积累了1000万元。并在80年代末期转向饲料生产。1992年注册成立希望集团。1995年，希望集团被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评定为中国100家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的第一名，同时被中国国家工商局评选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
希望的创业者们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注意到家族式企业在管理方面的弊端，为了使企业跟上发展的潮流，他们分别于1992年和1995年两次对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并明晰产权。
1996年，刘永好组建了新希望集团。
1998年，集团控股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年，新希望进入房地产，并成功开发成都当时最大房地产项目――锦官新城。
2002年，新希望收购成都湔江化工厂、四川阳平乳业，由此开始进入化工业、乳业。
今天，新希望已拥有5万余名员工，产业涉及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房产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等领域。
刘永好在新希望集团的迅速崛起中做出很大贡献，其企业思维和创新精神受到好评。为此，刘永好曾担任全国工商联第7、8届副主席，连任第9、10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新希望集团亦获得中国企业协会授予的企业杰出管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