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汇编索引→百家讲坛→寻访知名企业华为及其浦江籍总裁任正非
：→首页→汇编索引→百家讲坛→寻访知名企业华为及其浦江籍总裁任正非
寻访知名企业华为及其浦江籍总裁任正非
童飚 许新云
─────────────────────────────────────────────────────────────────
任正非
“华为”是谁？“华为”是一家有22000多员工，年销售额317亿元，利润30亿元，从事通讯新产品研发生产的优秀民营企业。而这家企业的领路人就是我市浦江籍人任正非。
４月３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发了《华为何以能“击水中流”》一文，使备受争议的华为公司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两部有关华为公司的畅销书———《华为真相》、《走出华为》也终于摆上了金华市新华书店的柜台，撩开了“华为”神秘的面纱。
华为公司之所以引人注目，许多人把原因归之为“华为”是一个过于神秘的企业，而国人对于神秘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何况，除去一直刻意与公众保持距离而引发诸多好奇和猜测之外，该公司身上那些与生俱来的烙印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比如从注册资金２万元的飞速膨胀、３Ｇ、高科技、高速成长、全民持股和民营企业……这些关键词让华为公司在过去的１０多年时间里成为无可争辩的焦点。
金华人关注“华为”，更有自己充分的理由。因为华为公司的掌门人任正非祖籍浦江；华为公司的当家产品———０８机的第一单业务，就是在义乌做成的。而此前，任正非已经急得“失败了我只有跳楼”。尽管任正非至今没有在金华、浦江投资，甚至没有回过他的老家浦江任店村，但“华为”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令家乡人牵肠挂肚。
任正非１９８７年开始创立华为公司，从注册资金２万元起家，发展成为销售额３１７亿元人民币、员工２２０００多人、发展中国家申请ＰＣＴ最多的企业。２０００年任正非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５０富豪，以个人财产５亿美元位居第三。任正非的传奇经历和管理理念，令家乡读者啧啧称奇。
而我们的另一位老乡、和任正非同属当今中国ＩＴ产业名人的方兴东，在美国思科系统（Ｃ
ｉｓｃｏ）指控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非法抄袭其专利电信设备产品的设计，国内外媒体几乎一边倒之时挺身而出，为“华为”鸣不平，并为《华为真相》一书作序。
近日，本报记者分赴任正非的祖籍浦江、他的人生转折地义乌、他的创业地深圳寻访，将掌握的许多独家资料作独家披露，以飨读者。
浦江寻访任正非
倪燕英
任正非———中国ＩＴ产业领军人物、华为公司总裁，祖籍浦江。
本报记者在他的老家经过三天调查，掌握了许多独家资料———
很多人知道任正非祖籍浦江，是看了他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任正非的老家究竟在浦江哪里呢？
在浦江采访了一天，这依然是个谜。正当山穷水尽之际，从在金华市府办工作的一位浦江老乡处得知：任正非的老家是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自然村。据说，为查证任正非的老家的详址，浦江有关部门用了两年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赶往任店村。任正非的堂哥任希平说，浦江姓任的人不多，是祖上从东阳迁移过来的，姓任的在浦江主要分布任店等５处。浦江有关部门曾到他家了解任正非的情况，但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镇宁县，从小就不在浦江，任正非的爸爸１９４４年离开老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也没把他们在贵州的情况告诉老家人，他们自然不知道任正非的爸爸就是任摩逊，于是回答不知道有这个人。后来，有关部门又一次来调查时，说到任正非的爸爸是任摩逊，属狗的，在贵州工作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妻子才想起以前伯母（任摩逊的元配夫人，一直在浦江生活）经常说起伯伯是属狗的。
原来，由于战争逼近，任摩逊就职的兵工厂后来迁到了贵州桐梓。在贵州，他和任正非的妈妈程远昭成了家。任摩逊比程远昭大１７岁，当时结婚时任摩逊３４岁，程远昭１７岁。两人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目前，任正非和弟弟任树录分别任“华为”的总裁和总监，任正非还有两个妹妹也在“华为”工作。
任希平说，任正非的爸爸叫任摩逊，出生于浦江，但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在贵州从事教育工作。
据任氏宗谱记载，木生字摩逊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出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北平民大经济系，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５年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任教，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４年在４１２工厂（兵器厂）会计处任会计，由于他在北平民大求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在日伪勾结反共时期被严加追捕。
１９４４年，他送家眷回乡定居，但国民党特务随即跟踪而至，结果误捉了他人。第二天，他装病托村里人用皮龙（类似于轿子）抬到郑家坞火车站，就此悄然离乡，直至１９９５年５月才携妻回过浦江。当年６月，仙逝于贵州。
至今还在世，今年９７岁的任店村人任成纽当时就是抬皮龙的人之一。
任希平说，他们的爷爷任三和是腌火腿的大师傅，在当时的浦江远近闻名，家境也很不错。任希平一家现在住的是一个四合院，院子里的门窗都雕了花。任希平说，前几年用松树做的门、窗、“马腿”等都被白蚁蛀光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杉树的雕花门窗了。为了雕这些花，据说他们请花匠做了整整三年。
据任店村人说，任正非爸爸在浦江娶过两个老婆，最早的一个是分娩时去世的。和第二个老婆吴氏结婚后，生下一子一女，任正非同父异母的哥哥已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去世，还有一个嫂子在浦江。
早年，有一位和任摩逊一起在贵州工作的浦江人到任店探亲时，说起过任摩逊。当时，浦江老家还派人去贵州找任摩逊。任摩逊一直每个月寄１０元生活费给老家的元配夫人，直至文化大革命他被关进牛棚。
１９９５年，任正非陪父母到浦江时，逛了浦江县城，在塔山公园拍了照片作留念，但没有回任店老家。对此，浦江任店老家人估计，任正非爸爸不回老家，自有他的难处。综合记者了解的情况，任正非到浦江仅此一趟，那回陪爸爸回浦江，是为了却老人家的一大心愿。至于任店，任正非一趟也没去过，任正非的两个妹妹任淑红和任正黎也多次到老家探亲过。她们认为，任正非在任时基本上没时间去老家的，可能要等到退休以后了。
２００１年，浦江县县长赵敏带领该县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华为公司参观和考察，还深入到华为的科研和生产基地，参观了生产和工作现场，查阅了《华为文摘》，并和任正非总裁、任树录总监进行了座谈。之后，时任浦江县委书记的杜世禄带领浦江县委一批干部前往深圳参观、考察华为公司。
朱镕基一言救“华为”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视察“华为”，随行的有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四大银行的行长。当时“华为”的年销售额已达２６亿元，跻身国内电信设备四巨头。朱镕基副总理当场表示，要求政府各部门积极支持“华为”和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发展。当他得知“华为”资金上的困难时，当即说：“只要是中国的程控交换机打入国际市场，一定提供买方信贷，在国内市场与外国公司竞争，一律给予支持，同样给予买方信贷。”
朱镕基一言拉了一把处在资金困境中的“华为”。１９９６年下半年，招商银行开始与“华为”全面合作。当时由于很多省市电信部门的资金也很短缺，以现金购买设备很困难。于是招商银行为“华为”推出了买方信贷业务，让电信部门从招商银行贷款购买“华为”的设备，“华为”再从银行提取货款。这种在今天已经广泛用于房屋按揭、汽车按揭等各个领域的金融工具，在当时却是开了先河。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国家领导人到“华为”考察的背景是什么，但是从１９９７年初任正非在机关干部下基层，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道路欢送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猜测出，默贝克公司（即后来的安圣电气———作者注）的股东———各地电信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任正非在讲话中说：“公司开始理顺了省、市各级政府的关系，得到了地方有力的支持，开始使中央机关比较了解我们、支持我们，大大改善了发展的外部环境。”
１９９９年左右，由于国家金融政策放开，国内银行业也逐步商业化运作，由于“华为”资信好，业务发展迅猛，银行也开始给“华为”大规模放贷。
“华为”从义乌转折
倪燕英
“华为”０８机 这样在义乌求生机
１９９３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华为”公司推出了２０００门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Ｃ＆Ｃ０８机（以下简称“０８机”），这标志着“华为”拥有了自己的技术积累，企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据《华为真相》一书提到，在一次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５楼会议室的窗边沉静地对全体参会人员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由此可见，数字交换机的推出对“华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
０８机研制出来以后，“华为”的第一个单子是当时的义乌邮电局下的。据义乌电信局的有关人员回忆，当时这个单子不是给“华为”做的，而是用另外一家企业生产的０８机，而且设备都已运到义乌，但是这家企业生产的设备在北方一个城市出现了事故，原国家邮电局下发通知，不可以再用这家企业生产的０８机。但是，义乌邮电局给“华为”下了订单。
据了解，当时国外产品成熟、性能稳定，电信运营商更愿意用进口设备。另外，《华为真相》一书写到，当时的“华为”不过是国内２００多家电话交换机生产企业之一，而且是民营企业，没有知名度，没有品牌效应，没有可以打很多广告的经济实力。这是“华为”人展示自己、求得生存的惟一机会。一旦失败，将永远失去生存的权利。因此，“华为”对这笔业务是非常重视的，０８机在运行调试中任正非还到过义乌两次。
《华为真相》一书中还提到一名曾经参与了该项目、现在已经离开“华为”的人士说：“１０多年后的现在，回忆起那次惊心动魄的苦战，如果那次真的出了什么出错，没有搞成，就没有了今天的‘华为’。”
回味 与“华为”合作时光
据义乌电信局运行维护部金小勇说，当时他去“华为”培训了２０多天。当时，听课的就他和另一个人，给他们上课的却有１０多位工程师。
设备到了义乌后，负责组装０８机的有“华为”研发部的四五十位工程师，整整４个月，这些工程师常住义乌调试设备。时隔１０多年，在金小勇印象还很深刻的是，“华为”的这些工程师年纪很轻，最年轻的工程师才十八九岁。据说，这些工程师是少年班毕业的，但技术很好，而且很敬业，也很有耐心。经过多次调次，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终于完成了“华为”的第一个数字机试验局，这个局是为义乌佛堂的电话用户服务的，也就是说是为农村用户研制的设备。业内人士把“华为”的这种研制思路称为“农村包围城市”。
记者想给这台设备拍照时，义乌电信局的工作人员说，１９９５年，“华为”推出了换代产品后，就把第一代产品运往了深圳，换成了第二代的产品。
金小勇告诉记者，当时“华为”的设备是不太稳定，但也还可以的，而且服务很好，有什么问题总是很快解决。在他和“华为”人的接触中，他感觉这些工程师收入是很高的，一个小年轻，１０多万元收入也很正常。但是，他们很累，做技术的压力是很大，工作也很忙。
０８机在义乌的成功不仅仅是“华为”公司的成功，为“华为”公司的市场拓展开了个好头，更宣告了国产设备可以取代昂贵的进口设备。这次的成功，也使“华为”公司和义乌邮电局成了合作单位。“华为”的多项产品试验都放在了当时的义乌邮电局，直至现在的义乌电信局。这些产品有电话会议、接入网等。
据义乌电信局的工作人员说，在同样的环境中，“华为”公司的设备功能比进口设备还要多，因此，义乌电信局的一半多设备都是“华为”产品。
为何低调对待媒体
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的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说你不好，你就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可改进，实在报道有出入的，不要去计较，时间长了就好了。希望大家要安安静静的。
前几年国外媒体说我们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快要垮了，不是它说垮就垮的。也许它还麻痹了竞争对手，帮我们的忙。半年前，也还在说我们公司资不抵债，突然去年年底美国媒体又说我司富得流油，还说我有多少钱。我看公司并不富，我个人也没多少钱。你们看我像有钱人吗？你们最了解，我常常被人误认为老工人。所以媒体说我们富，就富了？我看未必。而且美国媒体别有用心的编造，不知安的什么心。所以我们的员工都要自律，也要容忍人家的不了解，不要去争论。有时候媒体炒作我们，我们的员工要低调，不要响应，否则就是帮公司的倒忙。
我认为，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不对的地方改正。别人说的对的，我们就改了；别人说的不对的，时间长了也会证实他说的没道理。
（摘自任正非《华为的冬天》）
方兴东眼中的华为
在美国思科系统（Ｃｉｓｃｏ）指控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非法抄袭其专利电信设备产品的设计时，“小老乡”方兴东挺身而出，为“华为”鸣不平，并为《华为真相》一书作序——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无论赢利水平、产业标准、技术能力、影响力还是市场控制力，“英特尔”和“微软”作为ＩＴ业新霸主的形象已经毕露无遗。但是，令人诧异的是，虽然围绕微软和比尔·盖茨的新书，几乎每个月都有上市。可是，很多年来，关于英特尔的书却十分罕见。迄今仅有的几本书籍，几乎都是自传，是英特尔主席安迪·格鲁夫以及虞有澄等自家人写自己的书籍，而几乎没有外界作者的著作。事实上，英特尔的故事不乏刺激性和戏剧性，也不乏诺宜斯、摩尔和格鲁夫等充满人格魅力的传奇人物。里里外外，英特尔都应该是畅销书的绝佳和迷人的题材。针对这个谜可靠的说法是：由外界作家写一本关于英特尔的书，而格鲁夫不能对书的内容和编辑加以控制，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人试图为英特尔著书立传，却毫不例外以妥协和失败告终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有一家比英特尔更加神秘的企业，这就是“华为”。今天，“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领域领头羊的迹象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关于“华为”的报道却非常有限，关于“华为”的书籍更是凤毛麟角。“华为”对媒体明显的刻意回避，在中国媒体市场化初期，媒体利益欲望急剧膨胀的今天，造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局面：许多媒体试图用批评和揭短来获得“华为”的注意力，来打破“华为”消极的鸵鸟政策。
我的注意力一向集中在传统ＩＴ业和互联网，对于如火如荼的通信行业，我始终隔岸观火。但是，２００３年初以来，“华为”在媒体的屡屡受伤，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并开始接触和了解这家公司和这个行业，积累了不少感触。因此，当本书的编辑找上门来，希望我写序时，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２００３年９月，我走马观花一样浏览完“华为”公司的全貌，我的确惊诧于短短几个小时的见闻。也将我多年来置身ＩＴ业的固有观念全面推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中国ＩＴ业的最佳象征非联想莫属。但是，如果将“华为”与联想放在一起相比，把联想最具特色的厂房与“华为”的研发大楼相比，你就不能不承认，联想与“华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然，联想的出色是不容置疑的，它卓越的市场能力使得未来的联想在中国市场依然会叱咤风云（自身技术积累、国际竞争状况和行业特性都决定了数年之内，联想的国际化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华为”却已经实实在在置身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华为”的技术积累与全线产品已经与国际一流水平看齐，占“华为”一半员工的研发队伍已经与当下的行业领导者——Ｃｉｓｃｏ基本相当。考虑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落差，以美元与人民币不同单位比较，两家公司营业额的数字已经基本相当，只是单位不同而已。
“华为”如同一头展翅飞翔的雄鹰一样，已经具备了驰骋全球的一切基本条件。难怪Ｃｉｓｃｏ要对“华为”如此畏惧。因为对于毛利率高达７０％的行业霸主来说，Ｃｉｓｃｏ深深明白，像“华为”这样来自中国的企业的真正杀伤力。“华为”需要的仅仅是前期起飞的一段艰难历程，也就是说，“华为”需要的仅仅是时间。
在我的视野中，“华为”力量的真正爆发不是这些年在国内的一马当先，而是即将释放的全球范围的震动和影响。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力量在制造业之后，在高科技领域掀起的第一个冲击波。而且完全可以相信，“华为”不是孤立的单兵作战，“华为”后面尾随的，将是一大批类似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他们将共同改变整个高科技产业的面貌，给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一向由少数垄断性巨头控制，并获取高额利润的高科技行业，将因为中国力量一波波走向神坛，造福人类。这就是中国力量未来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领略了“华为”一个现在正经历着风雨和阵痛的企业，使我对这股中国力量的崛起的预测提前了５年。５年之后，我相信在传统ＩＴ领域的软、硬件业，中国力量也将崛起。
（此文是方兴东为《华为真相》所作的序，原标题为《沉默的中国力量》）
方兴东，１９６９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后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１９９６年３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长期从事ＩＴ分析和评论，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家”。中国“数字论坛”成员，“博客中国”发起人，互联网实验室（Ｃｈｉ?鄄ｎａｌａｂｓ）共同创始人。当选为２０００年“中国十大新锐青年”。《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入选“２０世纪影响中国的１００本书”之列，是惟一入选的ＩＴ相关书籍。
任正非管理思想精髓
寻求主流价值观认同
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商人，任正非一直努力寻求官方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他认为，“华为”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他要求员工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他把华为的文化的根基确定为国家文化。
企业成长动力来自于矛盾
真实的世界永远都是矛盾的，有矛盾才能在打破平衡中不断发展。任正非认为：企业成长的动力首先来自于矛盾。
聚力和扩张力的辩证关系
任正非说，企业凝聚力强，不一定有动力，不一定有效益。要扩张，扩张就是一种耗散，就会产生矛盾，实现矛盾的有效转化，企业就有生命力。
压强原则
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
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于走群众路线，任正非游刃有余地将其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其核心含义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群众路线是一种问题发现机制和意见检验机制。
普遍客户原则
小公司在开拓市场时，只搞最关键的关系，这样做成本最低。但是大公司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客户关系中任何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企业分权的前提是认同核心价值观
在所有的权力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为了实行对人的有效控制，任正非提出：只有企业的员工真正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分权才有了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权力分下去就会乱。所以，文化是权力分化的基础，没有认同感，就不能实行分权。
跟着外交路线打入国际市场
“华为”依照国家外交路线设计营销路线，好处有两点，一是可以在国家外交的背景下，长期稳定海外发展方向；再就是在为经济外交作贡献的同时，可以优先获得政府的支持。
英雄与领袖
让有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让有社会责任者（指员工对组织目标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成为领袖。基层不能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就没有动力。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任正非对管理的理解，是在企业中形成思想权力，实现思想统治，使华为脱离对人才、技术、资金的依赖，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摘自《华为真相》）
华为更多辉煌 金华更多美丽
石磊
本次短信调查涉及１００人，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大多数回复的读者对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是金华浦江人非常自豪。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显然是比较低调的缘故，以至于连有些受访的通讯业人士也没有对华为公司作出任何评价。
受访读者对华为公司和任正非的评论摘登如下：
“任正非是一位从部队复员创业的老兵，我们对他不要太苛刻了，毕竟他走到今天这样不容易。我很欣赏老兵的做法和方式。”———海军驻舟山某部金华籍上尉小吴
“我也是浦江人。祝我的老乡：天天好心情，天天好日子！”———金华艺校负责人周志清
“好好干，我的朋友！继续给金华人争光！”———金华市少儿图书馆负责人周国良
“中国有许多具有‘华为’特征的民营企业，他们也许有一天会被历史淘汰。因为他们目前还是靠打擦边球赢得不平等的竞争。他们的血液和文化中就是‘激情多理性少’。如果这样的企业都成功了，那并不能表示中国进步了。”———美国Ｖｉｄ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ｒｐ．驻义乌商务代表陈俊毅
“不管怎样，‘华为’的销售是符合中国特色的。但是这种原有的特长，华为似乎在削弱，不论何种原因和背景。”———金华广播电视报编辑部主任陈珍富
“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但是真正做大做强很少很少，‘华为’是比较成功的，但我认为以‘华为’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无法达到世界级的一流水平，可能在某个方面超过，但在更多的方面落后，这是所有要创业、为民族奋斗的企业家要反省的。为什么我们要受传统思想影响那么多呢？我们可以学新东方，建立一种全新的企业，华为也好联想也好，还是传统的中国企业，没有完全突破。”———福泰隆章军华
“任正非，好厉害的‘今挖农’（金华人）。华为公司，她是我们金华的骄傲，希望不久后她会更‘牛’！”———长弓清洁用品有限公司许可
“任正非，好样的！这是一个爱国、具有强烈民族感的人，可惜中国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太少了。”———金华中心医院妇产科尹庆卿、某品牌销售商吴晓乐
“华为更多辉煌，金华更多美丽！”———恒顺汽车陪驾公司负责人郑剑锋
“华为在变中生存，但要警惕在不变中灭亡。”———服装商人赵先生
“华为一年的销售收入达３００多亿元。了不起！华为是靠任白手起家的民族企业，也是敢与外国著名企业抗争的企业。”———乾西工贸区周先生
深圳寻访“华为”
洪丹玲
去深圳之前，想像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深圳人耳熟能详的企业，随便找个深圳人问一问就能给我指路，所以我根本没有事先了解它的地址。
“华为”深圳少人知
到了深圳，向所住酒店的总台工作人员打听怎么去“华为”，回答竟然不知道。他的同事也都不清楚。我连问了两个出租车司机，也都说不知道。
万般无奈之下，我向一个久未联系的在深圳工作的同学Ｔ求助。他听完我的境遇后，哈哈大笑，叫我翻开深圳市地图，查看龙岗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赫然标在地图上。
知得“华为”真面目
我在梅林检查站边的一个公交站点上找到了开往“华为”总部的公交车。在位于坂田工业区冲之大道上的“华为”总部下了车，四周是一座座花园式建筑，哪家是“华为”啊？迎面走来几个穿职业装的男子，就问他们吧。还没开口，就见他们胸前“华为”的工作牌，原来四周的建筑都是“华为”的一部分，有华为科研中心、生产中心、数据中心、中试中心和公司总部等，各分部之间有班车往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工业区占地约１．３平方公里，与其倡导的“绿色通信、绿色华为、绿色世界”一致，“华为”给我的感觉是处处皆绿。因为事先没有预约，更因为“华为”对媒体的冷淡，我未能进入“华为”采访。
当地人说“华为”
Ｔ同学约了在深圳工作的旧友Ｒ和Ｙ，下班后赶到梅林检查站接我回深圳市区。他们对“华为”都很有话说。
Ｔ同学说，“华为”是每个深圳ＩＴ人耳熟能详的企业，我只是没有问对人而已。作为一个深圳人，他在心中一直视“华为”为民族企业的榜样。
Ｒ对Ｔ同学的说话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华为＝知识＋耐心，进入“华为”就要学会等待，一边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一边等待出头的机会。
Ｙ在深圳有一家小企业，他认为“华为”的长处是像大企业一样思考，像小企业一样行动。
编者按：
亿万富翁的父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这篇文章把我们带回那个苦难的年代，向我们呈现了两代人历经生活煎熬的历史图景。难怪“明基”的管理层把这篇文章列为员工必读之文，文中的很多感情要素让我们感动。
我的父亲母亲
任正非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辈子的普通园丁。
热血青年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著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平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兵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了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成为他文革中受磨难的主要原因。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终在１９５８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
饥寒交迫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２－３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３～５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有。我家当时是２～３人合盖一条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呆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０．５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无私在那时的处境中可以明鉴。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食欲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雪上加霜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１９６７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１５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１０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凑份子送了我１００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取消，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
苦尽甘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惟有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对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６０００人的代表中，仅有１５０多人在３５岁以下，我３３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徒留遗憾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９０％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１９８４年７５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
１９９５年，我父亲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母亲因车祸罹难。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惟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