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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改革以光大为镜
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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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改革以光大为镜
1月6日被认为可以成为中国银行体系改革历史上值得记取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它们也成为实施股份制改造的试点银行，上市的号角也越吹越响。
然而，商业化-股份化-上市这条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道路，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并最终真正革新中国银行业？郎咸平教授用光大这个例子驳斥了一厢情愿的梦想。有着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也引进了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在香港上市的光大，并没有脱胎换骨，相反却股价连续走跌，管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并被财政部查出违规违法。
以上市为核心目的的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故事已在中国的舞台上演过多次，然而往往上市圈来钱后，改革就走到了尽头。我们终于发现，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也没有一种观念告诉你银行该怎么改革，无论多么玲珑精巧、巧夺天工，假设的正确都无法证明现在的道路能够达到目的。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所以郎咸平认为，中国的银行改革太早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要依靠谁的力量，让我们花的钱能买回来些东西？
三大业务面临危机 光大控股问题重重
郎咸平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光大控股）是中国光大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本文会先概述光大集团之架构，让大家了解光大控股在中国光大集团的重要性，然后会探讨光大控股的3位董事长——朱小华、刘明康及王明权对光大控股业务的发展定位，及研究光大控股业务之演变历程。最后，本文会详述光大控股三大主要业务——银行、证券及证券投资，以分析它们对光大控股业绩所起的作用，并揭示光大控股的内部问题与危机。
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以金融业务为核心，截至2002年，集团总资产达3600亿元人民币。中国光大集团之前身为紫光实业有限公司，于1983年在香港创办。1984年，紫光实业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于香港设立总部。1990年，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北京）成立，并把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改名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香港）。其后，中国光大集团设于香港和北京之总公司再不断进行重组及收购(集团架构如下图：“光大集团架构”与“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香港）旗下公司”所示)。
光大集团架构
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香港）旗下公司
从上面图表可见，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在港设有3家上市公司，分别为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股票编号257.HK）、中国光大科技有限公司（256.HK）和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165.HK）。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是于1992年参股香港上市公司宁发国际有限公司而成立的，业务以基建（包括电力和交通）、地产、环保和木材销售为主。
中国光大科技有限公司，则是于1993年收购从事电视机及音响制造的恒华集团而来的，主要业务为发展中国大陆之通讯电子及信息技术，同时亦涉及钟表制造和分销业务，尤以“依波”品牌最为著名。
而光大控股则是光大集团于1993年逐步拥有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光大明辉有限公司并改名而来。此后，光大控股成为中国光大集团的旗舰公司，以金融业为主业，包括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及保险业务。光大控股主要透过光大集团的多个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发展业务(其架构如下图“光大控股主要业务架构”所示)。
光大控股主要业务架构
如上图显示，光大银行及光大证券均属中国光大集团的附属公司，此两家附属公司在光大控股的资产值比重很大。而光大集团、以上3家上市公司、光大银行及光大证券的现任董事长均属同一人——王明权，他对整个光大集团的影响力亦不容忽视。
2002年，这3所上市公司占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香港）的净资产值达港币55亿，而其中光大控股之净资产值约达港币40亿，相当于集团上市公司净资产值的72%。由于光大控股所占之比例最重，因此本文亦以光大控股为研究重心。
重组造大：朱小华时代(1996-1999)
朱小华于1996年8月22日获委任为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并同时成为上述三所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257.HK)、中国光大科技有限公司(256.HK)及光大控股(165.HK)的董事长。
由于当时的光大明辉(其后改名为光大控股)的主要业务——零售业表现逊色，朱小华于上任后随即进行一连串收购行动，目的为要把光大控股重组造大，提出要继续物色有利的投资机会，并且将投资重点转移至金融业务。
业务转型
朱小华上任前，光大明辉主要从事零售及物业投资业务。当时光大明辉在亚太区共拥有36个零售点，分别为32家零售店、两家位于新加坡的酒楼、一家位于香港的百货公司(英保良百货及超级市场(葵芳)有限公司)及一家位于上海的百货公司(上海东方明珠万邦百货)。其主要物业投资为两幢位于福州和海口、面积共达22.8万平方口尺(约2.1万平方米)、用以赚取经常性收益的商用物业。
朱小华上任后，于1997年上半年陆续将上海东方明珠万邦百货等出现亏损的零售业务清盘或结业，并以2730万元港币出售英保良百货及超级市场(葵芳)有限公司的全部权益及其零售业务。继退出零售业务后，朱小华亦于同年出售了在福州和海口的两幢商用物业。
朱小华一边出售或结束零售及物业投资业务，一边则不断购入多家上市或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权益，从而壮大光大控股，并重新建立光大控股的经营方向。
经过一连串重组行动后，光大控股已由过往以零售及物业投资为主业的公司，摇身一变为以银行、保险及证券投资为业务核心。其以金融业务为重心的业务架构已初步形成。
做大的背后
经过朱小华对光大控股进行的一连串重组及收购活动后，光大控股的总资产值从1996年3月的约30亿港元增加到1997年12月的约57亿港元，短短一年多急升接近一倍。朱小华要重组造大光大控股的目标似乎已迈进了一大步。
但在分析光大控股重组造大所需的资金来源时，很奇怪地，在这期间或以后的几年，光大控股的现金结余不跌反升——这证明光大控股的不断造大，只有很少数是以现金交易。
为要找出其资金来源，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光大控股的贷款状况。结果发现，除了在1997年下旬曾因购买中国电信及其他投资一度向银行进行贷款以至该年度的贷款结余突然急升外，光大控股的贷款数目一直处于低水平。而该项贷款的大部分也很快于1998年年中退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光大控股的重组造大并不多牵涉现金或借贷，那么急速扩张，钱从何而来呢？
由于在现金结余及贷款状况中找不到其资金来源，我们再进一步对光大控股的股本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光大控股的股本于光大控股重组造大这期间有显著的增加。
急速增长的股本，就是为了应付一连串交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光大集团，即光大控股的母公司，不断将流动性低的资产，如光大银行及光大金融等卖给光大控股，以换取光大控股以高折让价发行的股份作为购买代价。光大集团透过此等交易将流动性低的投资项目转售给光大控股，然后换来流动性较高的光大控股股份。这些交易说明，光大集团在利用光大控股作为它的摇钱树。至于光大银行资产质素的好坏，我们将会在最后作进一步的探讨。
市场反应
究竟市场怎样看朱小华对光大控股所作的改造呢？我们试从股价图去分析市场对光大控股的反应。
1.朱小华上任前，由于业绩表现不理想，市场对以零售及物业投资为业务核心的光大明辉的前景不大看好，其股价因此于低位徘徊，并持续向下。
2.朱小华于1996年8月22日获委任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市场憧憬光大控股锐意改革，股价开始回升。
3.光大控股完成重组，与此同时，红筹国企股纷纷造好，市场投资气纷热烈。以收市价计算，光大控股股价于8月底升至港币23元。
从光大控股股价于重组造大期间的不断攀升，反映出市场对光大控股的重组造大反应正面，并似乎认定了朱小华对光大控股所进行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否真的改革成功呢？我们把光大控股与几家资产值较大及交易量较多的红筹公司进行比较。
首先，我们从朱小华上任开始(1996年8月31日)至重组造大大致完成、并光大控股股价处于最高位(大约于1997年8月)这期间的股价升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于这期间，光大控股股价的升幅远胜其他红筹公司。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很可惜，1997年9月，国企股泡沫爆破，光大控股股价大受沽压，于该期间光大控股股价下跌超过90%。
承接以上光大控股与其他红筹公司于国企股泡沫爆破前股价升幅的比较，我们再将各公司于1997年8月股价最高与1999年7月股价最低这期间股价的跌幅作比较。结果显示，光大控股股价的跌幅比大部分红筹公司严重。
根据以上分析，光大控股于重组时股价升幅远胜几家大红筹公司，但国企股泡沫爆破后，其跌幅却比大部分红筹公司严重。由此可见，市场初时对光大控股的重组太乐观，太早认定朱小华对光大控股的改革已经成功，致使当国企股泡沫爆破时，光大控股股价的下跌远超于大部分红筹公司。
要总括朱小华自1996年上任后对光大控股所作出的重组造大的成果，可以利用光大控股跟其他大红筹公司于朱小华上任一刻，与他1999年7月离任股价最低点时的股价作一比较。
结果发现，光大控股股价的升幅领先其他大红筹公司。这证明了朱小华重组造大光大控股当中虽然出现不少问题，如净利润波幅甚大，但问题比其他红筹公司不算严重。朱小华确把光大控股增值，当初定立的目标大概正确，只是未及完善其业务发展。
在一片混沌中，光大控股在朱小华的带领下，开始重新建立光大控股的业务重心：银行、保险、证券及证券投资。
但就在光大控股准备重整旗鼓时，朱小华因涉嫌受贿被捕，并于1999年7月30日辞去光大集团及旗下三家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最后更因罪成而被判入狱。朱小华这3年多的管治成为光大集团的一个历史片段。
确立定位：刘明康时代(1999-2000)
光大控股在朱小华的领导下，业务渐见重心，而随后上场的刘明康，对光大控股的金融业务再次定位，能否挽回市场人士对光大控股的信心呢？
1999年7月30日，刘明康接任为光大控股的董事长，协助光大控股在朱小华下台后成功过渡。刘明康重申光大控股以金融为主业之方向，锐意把光大控股塑造成中国第一代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盖遍银行、证券、保险及证券投资四方面。
壮大证券业务
要把光大控股定位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刘明康先加强了光大控股在证券业之发展。光大控股于1999年从光大集团购入49%光大证券权益，分别以港币5亿元现金、港币4.32亿元新股及港币3亿元可换股票据为支付方式，合共12.32亿元付给母公司。这桩收购看来是壮大了光大控股在证券业之发展，但从另一角度分析，不难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在这桩交易中，光大集团又故技重施，出售低流动性资产——光大证券给光大控股，以换取一些高流动性资产，如现金、股票及可换股票据。通过资产转移，光大控股又再次为母公司提供大量高流动性资产，成为一棵长摇、长有的摇钱树。
经过此次收购，光大控股的股价大幅上扬，成为香港股市追捧对象。从光大控股股价的变动中，可以看到市场对此交易满怀希望，认为光大控股的证券业务真的壮大了。究竟光大证券又是否优质，我们也会在最后详细探讨。
壮大保险业务
除了壮大证券业务发展外，为了做更全面的发展，刘明康亦投放更多资源在保险业务上，于1999年与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等合组标准人寿保险(亚洲)，出资港币3000万元。市场对光大控股发展保险业务表示乐观，光大控股股价亦有明显升幅。
刘明康作为一位过渡期的董事长，虽然其任期只有短短一年，但总括来说，市场均对其任内的两桩交易表示支持。而刘明康亦彻底确立了光大控股四大核心业务：银行、证券、保险及证券投资。
集中火力：王明权时代(2000-现在)
2000年6月15日王明权的上任标志着光大控股过渡期的终结。有如过往两位董事长一样，王明权贯彻光大控股以金融为本的目标，但略有不同的是，他打破了四大核心之局面，减低了保险业在光大控股的资产比重，把资源集中于银行、证券及证券投资这“三强”上。
“三强”鼎立之形成
2002年，王明权结束了由刘明康一手引入的标准人寿保险(亚洲)有限公司，市场对此举表示支持，股价向上。其实在结束这项投资之前，王明权曾一度于2001年增加标准人寿保险(亚洲)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使当时持有的20%股权增至35%，市场实时做出负面的反应，股价随之下滑。
从市场反应可见，增加保险业务比重股价会应声下挫，减持则股价向上。因此可知，市场普遍对光大控股的保险业务早已失去信心，王明权亦因此选择退出保险业务。
除了减低保险业务比重外，王明权继续加强证券投资业务。光大控股于2001年卖掉“American Global Assurance (Holding)
Company
Ltd.”，并于2002年又购入中国银行(香港)及证券业合作社控股有限公司，而光大控股的证券投资亦已遍及通讯服务、交易结算、制造贸易等各行各业。经过一轮整顿后，2002年光大控股的净资产分布如下图〖原图缺失〗：
银行业务有光大银行；证券业务有光大证券；证券投资则以中国移动、港基国际及中国银行(香港)为主；保险业务因退出了标准人寿保险(亚洲)，剩下持股量不多的中国光大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只可把它归纳在其他净资产的部分内。光大控股的金融业务成了三强鼎立的局面。
业绩比较
上文提到，光大控股的两位董事长刘明康和王明权均对该公司之金融业务定位，市场亦实时作出反应，股价有所上落。但整体来说，光大控股在这两位董事长的在位期间，股票表现是跑赢大市，还是跑输大市呢？
为探讨这问题，作者找来6只流通量较高之红筹股，计出“股价加权平均指数”，以作为光大控股股价表现之指针。该6只红筹股在分析朱小华部分时已提及过，它们分别为招商局、上海实业、粤海投资、越秀投资、中远太平洋和华润创业。
若把光大控股跟加权平均指数及平均指数比较时，光大控股在2002年后股价明显比股价加权平均指数为差，这代表光大控股在2002年开始跑输大市，回报落后于其他红筹股。
假如把这6只红筹股分拆开来跟光大控股再作比较，也可以发现光大控股在朱小华下台后到2003年4月(即光大控股股价最低之月份)，跌幅远超其他红筹股，达71%之多。
经过历任董事长对光大控股的业务发展做出调整，发展出“三强”的局面，理应业务蒸蒸日上，为何光大控股股价表现那么差强人意，最终反而沦为跌幅最大的公司呢？
“三强”鼎立得到了什么？
光大控股的发展策略不断演变，从朱小华把零售业务转到金融业务的方向，至刘明康将光大控股进一步确立以银行、证券、保险及证券投资为发展定位，再到王明权把业务集中到银行、证券及证券投资，奠定了以后三强鼎立的业务方向。我们先从营业额及净利润分析光大控股的业绩怎样受历代几位董事长的策略所影响。
竟然是特殊项目？
可见光大控股的营业额于1997年至1998年度大幅下降。自光大控股于1997年3月重组并将其零售业务出售以后，主要业务转移为投资于光大银行、港基国际联营及光大证券公司等联营公司。由于联营公司的营业额不需作财务报表的合并，导致营业额自1998年开始便维持极低水平。
除了营业额的大幅下降，光大控股的净利润亦因为其特殊项目的盈亏主宰了整体的业务表现而出现很大的波幅。可见，光大控股于2000年因出售中国移动的股票获利，令净利润超越10亿，为同年营业额之5倍。另外，2002年，光大银行需为呆坏账作86.3亿元拨备，使其年度亏损近40亿港元，结果持有光大银行21.39%股权的光大控股亦需分摊当中的8亿多亏损，故此光大控股于2002年亦亏损达10亿港币。
显示了光大控股于2001年扣除特殊利润后的主要业务净利润，我们发现更可悲的是，光大控股的所谓主要业务(光大证券及光大银行)表现差劲，一年之间净利润同样急挫90%多。下面我们将以光大控股的三个主要业务银行、证券及证券投资作详细分析，尝试找出光大控股近年来业绩表现差强人意的根本原因。
银行业务
光大银行于1992年8月成立，是国内第一家国有控股并获得国际金融组织参股的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02年7月评出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光大银行排名第205。现在全国各地拥有分支机构达350多家。光大控股于1997年开始持有约两成光大银行股权至今。
光大银行近年发展迅速，期间总资产不断膨胀，尤其在1999年收购中国投资银行之后，资产暴增一倍多。但净利润并没有随着上升，反之不断下跌，导致资产回报率跳水式下滑。
1999年，光大银行处于扩张时期，刚巧中国投资银行遇上财务危机，被迫出售。当时中国投资银行的130多个营业网点，对光大银行来说，确实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虽然知道中国投资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不低，但在有关政策允诺下，经过不够充分的资产调查，光大银行在只有不多于600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情况下，仍然收购了同样约有600亿元人民币资产的中国投资银行。可惜此后才发现，中国投资银行拥有大量不良资产，这使光大银行的资产回报率出现跳水式下滑。
从收购中国投资银行一役中，可看出光大控股的做大做强特性：为求壮大，急于求成，而盲目扩张，没有查清楚收购对象的素质，导致自身资产质量下降。
为了更清楚光大银行的业绩表现，我们还选取了4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国内银行，与光大银行的资产增长率、资产回报率等业绩表现进行客观比较。这4所被选取的同业是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资产总值增长走势比较可见，光大银行长期处于低增长，表现明显较同业差劲。
资产回报率比较可见，光大银行也是长期处于低回报率的水平，而且走势又是同业中最差，表现明显较同业差劲。这归咎于1999年其对中国投资银行收购，导致资产素质转差，故此光大银行在资产总值增长走势及资产回报率方面远远落后于同业。
光大银行明显比其他同业做得差，不仅如此，从整个行业来看，中国的银行业在中国加入世贸后亦面对更多不明朗因素，银行业前景令人担忧，因此光大控股表现也不可避免受到光大银行拖累。
1999年3月完成收购中国投资银行，股价持续上升，市场预期此次收购会为光大银行，以至光大控股利润增加；
2000年下半年光大银行的借贷及定期存款增长亦远超于市场平均增长率，带动光大控股股价向上；
2002年首两季光大银行借贷增长率差于预期；
2002年8月财政部调查光大银行账目时发现该行虚增资本、逃税，及收购中国投资银行一事实是有账无物，光大控股股价继续偏软。
证券业务
光大证券创建于1996年，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资产管理、基金管理、财务顾问和代客理财，其后迅速成为国内十大证券商之列。光大控股由1999年开始持有49%光大证券股权。
从光大证券的收入来源走势可以看到，证券买卖损益对股票市场气氛的敏感度极高，光大证券从事股票炒卖，进一步影响其收入的稳定性。
2002年至2002年，光大证券的净利润分别为5.03亿元人民币，180万元人民币和-2.54亿元人民币，表现明显走下坡，但在光大集团网页中，光大证券被形容为“坚持严格管理，稳健经营，业务稳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
为了更清楚光大证券的业绩表现，我们也挑选了3家在上海交易所A股上市的同业作业绩比较。3所被选取的同业为：上海爱建、中信证券、鞍山信托。
光大证券净利润走势差强人意，在2002年是4家证券公司中最差的。其实光大证券不仅比其他同业做得差，从整个证券行业来看，整体亦正在走下坡，因此光大控股表现亦受到光大证券拖累。
1999年6月购入49%光大证券权益后，市场反应正面，股价持续上升；
2000年下半年光大证券之表现比同业出色，股价逐步上扬；
2001年7月光大控股股价下跌30%，市场焦虑光大证券盈利欠理想，拖累光大控股中期业绩，与此同时，光大控股亦受A股市场下调之影响而股价下滑。
证券投资业务
光大控股过去一直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多间上市公司，如嘉利美商国际、中国联通、中国银行(香港)、中国移动、三商行国际及香港交易所。我们有以下一连串问题：
·究竟这些投资是为了什么呢？
·是策略性投资吗？
·会不会是为了稳定公司每年的净利润？
·还是为了稳定公司的现金结余？
我们一一尝试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
是策略性投资？
可见光大控股在各投资项目的持股比重都不高，而持股比重较高的嘉利美商和三商行，则是退出零售业时换来的不良资产，持有期间股价分别暴跌八成和九成多。其余的大部分证券投资都是新股上市时认购的，加上持股比例极低并谈不上带来战略性作用，故此策略性投资这解释并不成立。
是为了稳定公司净利润？
可见，证券投资股息收益率极低，导致该业务所带来可重复性收入少得可怜，对稳定公司利润之作用成疑。
既然不是以股息收益稳定公司每年之利润，那么会否是借出售证券投资溢利稳定公司利润，使每年之间的利润波动不会过大呢？
明显可见，出售证券投资溢利之表现反复，也不能填补光大控股其他利润来源的波动，出售证券溢利与其他利润来源之间并没有互补作用，更谈不上对公司总体净利润起着稳定的作用。
那么是为了稳定公司现金结余？
可见，现金结余跟出售证券溢利有极高的正面关系。由于证券投资溢利起伏不定，因此证券投资不但不能对光大控股的现金结余起着稳定的作用，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现金结余的波动。所以光大控股利用证券投资来稳定公司现金结余的推断并不成立。
既然证券投资没有策略性作用，又不能稳定公司净利润或现金结余。那光大控股为什么投放这么多资源于证券投资呢？会不会只是投机炒卖？抑或只是盲目投资呢？
总结
光大集团不断将投资项目卖给光大控股，例如光大银行及光大证券，目的何在？是否借光大控股将内部的低流动性资产换取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当中有否考虑该等投资项目的实质表现？这些项目又是否有利于光大控股的其他投资者呢？
看来光大控股在光大集团眼中一直扮演着一棵摇钱树的角色。所谓“三强”的业务，银行及证券业务前景均不乐观，证券投资业务又没有方向，光大的前景将会如何？光大控股的英文名Everbright是否应改为Neverbright更为贴切呢?
本文是在郎咸平教授的指导下，由梁颂河、陈舜恩、吕雅婵和严劲豪完成
郎咸平：银行改革太早了
徐蕾
·
中国现在银行改革的思路是三步走战略，商业化-股份化-上市，但光大的案例表明，这个方向是错误的。这些银行上市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只是在圈钱
·
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理念推动，我希望有人用实际的资料来告诉我，哪家银行上市以后会做得比较好，你把资料摆出来给我看。中国的金融改革习惯于用假设正确来证明现在决策的正确
·
我们的调查发现，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大众持股比例多寡和国有股权的大小也与银行经营绩效无关，它不但否定了上市的必要性，也让我们重新评估国有银行的价值
· 中国企业的刺激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产品市场。产品卖不出去了，有倒闭的压力，企业才会做好，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产品市场的刺激，而不是股票市场
·
公司治理在中国基本上没用。董事会，治理结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都做不好。做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理解董事会是做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制度怎么执行。执行无力导致了这个制度不被大家所认可
·
中国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银行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把花旗银行放到15年前的中国，它今天一样是40%的坏账。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只有企业素质持续提高，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慢慢就会好的
·
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也没有一种观念告诉你银行怎么改革，世界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银行危机。而且不单单是政府不知道如何监管银行,全世界包括学术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专门针对银行结构，法规以及监管的改革政策
·
既然全世界各国都不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在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前，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中国的银行改革应该借助党的领导，而不是借助市场的力量。用党管干部原则和党的纪律代理公司治理，仍然是当前制度约束下的次优选择
·
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而是还不到时候，没到时候想改革银行，只能靠党的力量。光大银行出的这些问题只有党能抓的到，别人抓不到。在法治化建设好、经济素质上去以后，党领导的金融体系才能转化成市场化的银行体系
·
不能把以前官员的错误搬到今天来。银行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化健全以前实现，党的领导是一种行政权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
郎咸平
《商务周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光大的这份研究报告的？
郎咸平：因为光大控股是香港证交所的上市公司，它基本上属于现在中国金融界憧憬最多的金融控股公司，1992年8月成立的光大银行也是国内第一家国有控股并获得国际金融组织参股的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具有典型性。但是光大的业绩和股市的表现相当差，我研究光大的案例是想告诉大家，银行的问题跟一般上市公司的问题一样复杂。光大解决了商业化、股份化，也上了市，但是它仍然有很多问题。
中国现在银行改革的思路是三步走战略，商业化-股份化-上市，这也被写进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但是你认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都是好的吗？既然很多都不是好的，那你为什么认为上市可以解决问题呢？如果上市就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光大还有这么多的问题？从光大银行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家银行所有的问题都与管理和人员能力有关，与产权没有关系。如果国内的银行上市都像光大银行这样，那么除了能够实现圈钱以外，上市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我认为，对光大这个案例的研究表明，我们现在银行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
《商务周刊》：我们一步一步来说。按照您这份报告，光大集团收购光大控股以后，不断把自己内部低流动性资产换取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光大控股在不断的置换中实现了“抽水机”的功能。而银行作为它的主要业务，净利润下降，资产回报率非常低，只有万分之八左右。一般在大陆，人们普遍会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股独大”。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局面？
郎咸平：光大控股产生问题的所有原因都源于企业领导想把它做大的思维，期望把自己变成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但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大家发现到最后走不下去了。因为这家公司从人员到整个管理机制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个公司从董事会到股民对公司错误的决策没有多少制衡的能力。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本来光大希望在香港的资本市场能够跟国际接轨，形成一个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不仅是想圈钱。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公司全部决策过程和那些未上市的银行是一样的，当股价下跌的时候，公司并没有停止自己错误的行为，朝股民希望的方向发展，根本没有想到维护股东的最大利益,他们没有这种思维方式。
我觉得并不是说国有银行就做不好，而是因为国内银行的很多领导人不是职业经理人管理，他们是一种做官的思路，认为这个企业做的越大，他的地位也就越高。想做大的思维是全世界所有企业都有的，但是想做大要注意整个决策过程成本控制是很重要的。光大银行投资很多项目，比如说做光大证券，但是这些投资一点意义都没有，既达不到战略效果，也达不到控股效果。
《商务周刊》：国有银行的官本位问题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所以那些“以上市求发展”派的思路是，要把中国的银行业从官僚体系中拉出来，他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银行上市，尤其是在香港市场或者海外市场上市来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制度，依靠资本市场的手段使它们成为现代银行，通过资本市场的制约力量，在增加透明度、完善激励机制，加强监管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样才能促进中国银行改革和发展，否则很难想象国有银行能自发地改革。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很有道理吗？
郎咸平：其实我们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理念推动，我们的理念已经太多了，最擅长的就是拍脑袋的事情。我希望有人用实际的资料来告诉我，哪家银行上市以后会做得比较好，你把资料摆出来给我看。中国现在习惯于用假设正确来证明现在决策的正确，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的决策过程都是没有数字的，中国一向不是数字管理型的国家，我们发现在中国通过数字做决策的人是极少数。如果你认为上市能解决问题，你来告诉我上市怎么解决问题，哪家银行解决了问题？
我与同事苏伟文教授收集了全世界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的资料,我们发现全世界所有的上市银行中，大众持股比例最高的银行很少,只占所有银行的15%，而28%的银行国家持股比例最高，这和我们的想法不同，国家控股在全世界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他国外金融机构是大股东的占27%,
22%的国内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最大,8%的由家族持股比例最大。
外商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存在可否改善银行的经营绩效呢,我们利用一个学术界通用的指针——股本回报率——来测量银行的经营绩效。我们也利用别的指针，例如资产回报率、净边际利润率和每单位资产市值来测量银行的经营绩效，也都得出相同结论。我们的结论是：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因此我们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商行的必要性。我们对其他的股权也作了类似的分析，我们发现大众持股比例多寡和国有股权的大小也和银行经营绩效无关，因此这个证据不但否定了上市的必要性，也让我们重新评估国有银行的价值。
《商务周刊》：您从光大银行的案例中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您认为不能把银行的问题归结为上市或不上市的问题，或者说股权分散不分散的问题，从这个报告看，您一直在做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报表的分析，但我们从中很难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它的管理出了问题。您为什么认为必然是它的管理出了问题？
郎咸平：利润不断下跌所带来的股价不断下跌就是管理不好的原因。因为大家没明白上市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上市的目的就是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一切措施、政策的推出必须以股东的最大利益为前提，也就是让股价上涨。
但是光大银行的股价在超跌，而且不是因为炒作下跌，而是因为与赢利不好而带动股价下跌的正相关关系。下跌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出了问题。如果管理得好盈利不会下跌而股价也当然不会下跌而是上升。像这种盈利和股价不断下跌的情况，其领导人应该被炒鱿鱼，银行应该进行重组。从这点来看，光大银行并没有利用市场的机制来达到指导公司决策的目的。管理是个很空泛的问题，导致赢利下跌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外人是无法知道的了，我们只能用公开信息来判断一家公司。从这里能充分证明上市解决不了管理上的问题。
《商务周刊》：但是美国也有安然，欧洲也有帕玛拉特，不能因为出了这么两家不好的公司，就说美国或者欧洲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出了问题。同样，我们能够根据光大一个案例得出现在银行改革思路错误的结论吗？
郎咸平：安然出了问题，确实不能说是整个上市公司就一定有问题，所以一个企业要坏它就是会坏，与上不上市无关，在这样一个好的机制里面，有这么严厉的监管，它同样会出问题。这里面有个概率的问题，但中国的A股市场1000多家上市公司，好公司的概率有多少？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市身上，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目前大家思想很单纯，把上市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会造成以后未来多年的病症。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银行上市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只是在圈钱。
《商务周刊》：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光大可能在哪几个环节上出问题？
郎咸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在这里做一个判断，光大出问题是因为它的一把手的决策是没有被监督的，而且在光大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一把手做出的，下面的人只是跟着走，是糊里糊涂地执行，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最大通病。
光大银行的决策机制本身是有问题的，它的决策机制与非上市公司或上市前是一样的，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因此，光大每换一个董事长，发展的思路就变了，而且变得很快，还不是先酝酿半年再发生改变，新领导一上任觉得前任做得不对，立刻就把前任的工作抹去了。你会发现整个决策过程是标准的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不是“一股独大”的问题，而是“一人独大”的问题。整个公司里面董事会、股市、包括公司内部人员，对其没有一点制衡，所以一旦一个人出了问题要比集体错误要严重。个人错误可以放大到整个组织的错误。
因为对这些银行的领导人来说，反正我们是国有银行，到时候做得好了是个人能力，做得不好都是体制问题。为什么做得不好了？因为我们是国家控股，所以做得不好，现在大家都是利用这个借口。
《商务周刊》：这就涉及到你擅长的公司治理问题。很多人认为法人治理结构的缺乏是中国银行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除了中银有董事会，其他3家都是没有董事会的，他们没有代表股东大会的董事会、企业经理层和监事会。而光大是这三者都有的，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公司治理结构了。对于我们的制度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大而分”的三步走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商业化、股份化、上市这样一条道路，认为以此能够形成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样一个思路在光大这个案例中，是不是被撞破了？
郎咸平：十六届三中全会在银行改革方面，确实是想通过上市从制度上给这些银行带来一些东西，包括股东激励机制、董事会等等，对整个公司的运营起到现代化的管理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思维是想在好的治理结构下能够规范企业，有更多激励机制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十六届三中全会会想推广的东西，光大都有，那为什么还做不好呢？其实问题很简单，中国人做事情特别喜欢讲理念，还有这些年强调的法制，但是缺乏执行，董事会不知道怎么执行，董事会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们发表过太多太多的办法，关于公司治理，关于保护股东利益，但这些有什么用？又没有具体的操作细节；你说要防止“内幕交易”，那我请问你，怎么定义“内幕交易”？你没有定义怎么抓呢？因为它没有操作细节。不要天真地认为引进了董事制度，就有了一个好机制。错了。董事要干什么事？首先要搞清楚董事是做什么的。而现在它只是一个形式。
《商务周刊》：这涉及一些微观的问题，董事会怎么样运转，董事会怎样监督企业的各种运营。政府认为这是所谓微观的问题，它不应该干涉。
郎咸平：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讲，是经过两百多年的酝酿才慢慢形成全民的习惯，董事会、证监会、监管机制怎样运行，整个架构都必须是在这个习惯之下才有可能运作良好。
中国在十几年内把董事会引进来，结果在任何一个企业里面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民族性，我们不理解董事会是做什么的。哪个公司没有董事会？哪个公司没有所谓的“治理结构”？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都做不好。做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执行。很多时候都是在执行无力，导致了这个制度不被大家所认可。大家都动不动就说这个制度不行，没法规范，为什么你没法规范，别人就可以，这就奇怪了。我们现在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其实“上市发展派”也认为上市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认为通过上市有利于解决所谓的治理结构问题。上市的好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公开的市场，至少有董事会秘书回答所有投资者的疑问，公司也必须对所有公司重大变更出来说话，我们也可以用实实在在的投资者身份而非空洞的主人翁身份去要求它，这确实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步啊。
郎咸平：我认为不可能通过上市解决所谓的治理结构问题。既然A股那么多上市公司没有用，银行上市肯定也没有用。
我们对企业理解错了，中国企业的刺激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产品市场。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有倒闭的压力，工厂才会做好，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产品市场的刺激，而不是股票市场。
各个国家企业的进步，比如温州企业的进步，根源来自于产品市场的进步。过去我们总是说“一股独大”是最主要的问题，但世界上除了美国是股权分散外，其他国家哪个不是一股独大？一个企业100%控股，企业主不敢用自己的钱胡来，可是当一个企业上市以后，80%的股份套现，只有20%的股权，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有董事会，那都是没有用的，当一个经理人不太在乎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治理结构等等都是没有用的。银行上市以后，仍然会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是股市能够解决的。
《商务周刊》：这个问题，光大也是有先例的。比如2001年，国家财政部派四五百人到光大总行及30家分、支行查了1年，发现了光大银行虚增股本金等问题，因为光大集团在光大银行中的控股地位，第二次增资扩股时，光大银行采取整体租赁光大大厦的方式，且租赁期定为20年，一次性支付租金6.35亿元，以此筹集光大集团资金，光大集团虚增入股资金6.35亿元，这明显违反《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在光大集团与光大银行的关联交易中，还存在集团长期无偿占用银行资金的问题。1997年年底，光大银行将持有的3家公司股权转让给集团，总价为6086万元，直到2000年4月30日，集团才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银行。在此期间，光大银行也没有计提和收取资金占用费，也没有进行必要的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同样违背了《公司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例。
郎咸平：所以，这个问题最后被挖掘出来，还是因为财政部查账这种古老的方式，否则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商务周刊》：在国外有董事会有好的治理机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郎咸平：欧美的董事会同样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在国外也是通过一个专门机构，比如美国联邦准备银行进行专门调查，以杜绝上市银行的违法行为。
《商务周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董事会不专业。
郎咸平：1992年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发表论文，写得非常好，说美国董事会基本上会死掉的，只有在公司发生危难的时候董事会才会发挥最后一点功能，通常都没有功能的。而通常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董事会里？都是一些别的公司的CEO，互相会帮忙的，我们的董事会更是基本都属于内部高管。好与坏的原因不在于董事会专业不专业，花旗银行的董事会里有9个贷款客户，这在中国还得了，所以花旗银行的成功经验不是董事会解决的，虽然我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但我认为公司治理在中国基本上没用。
《商务周刊》：那么中国的银行到国外上市也没用了？
郎咸平：目前我们有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中国没有银行到美国上市，所以我不敢讲到美国上市是不是一定会这样。因为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会经常查账，所以银行到美国上市很不容易，这是上市的最大难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银行到美国上市，有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美国上市，而是因为接受了美国严厉的监管制度。
我一直在提倡一个观念，就是银行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举例说，你把花旗银行放到15年前的中国，它今天一样是40%的坏账。因为当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的时候你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当没有一个好的法治结构能够帮银行讨债的话，银行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花旗也白搭。
但是在美国的银行就做得不错。当地法治建设完善——注意，不是法制建设——借款人都有还钱的欲望。因为美国的法治建设、经济素质都好，所以银行才能做得好。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经济素质差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好银行的。非洲、南美洲就没有好银行。好银行一定会在欧洲和美国。同样的,中银虽然是国有银行,但纽约中银一样不会有严重的坏账问题。这绝对不是因为美国对银行的监管比较好,也不是纽约中银的领导人比国内中银领导人英明,而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体系的素质和法制系统可以保证银行的债权。
所以中国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今天中国银行改革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因为今天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经济素质的上升和法治化的建设，这是银行成功的关键。
《商务周刊》：这个观点有些怪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银行改革是把最麻烦的改革放到最后，是晚了，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如果不改革，不上市，不完成三步走这个战略的话，不仅银行本身会死掉，而且在2006年WTO放开后中国整个的银行市场会被别人瓜分掉。您怎么看待他们这种说法？
郎咸平：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中国的银行有很多坏账，1998年剥离了一大批，但是现在反而更多了。因为法治化没有建设完成，整体经济素质还不够好，贷款企业可以逃废债务，可以赖着不还，或者想还钱也还不了，银行肯定做不好的。
《商务周刊》：但是银行改革晚了是否会失去机会？
郎咸平：中国人有个很好的特性，解决不了就拖着，一拖就拖个三五年。人民公社解体的时候，农业贷款是100%的坏账，当时国家财政也解决不了，所以只好拖着。但是拖到现在，当时的坏账在现在看起来是很小的一块，自然而然地被冲销掉了。
今天改革银行要有正确的思维。因为有党和政府的信用在后面，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倒闭的。你肯定不敢把钱存到刘永好的银行或者德隆银行，而是肯定会把钱存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我们有这么多的坏账，在国外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在中国可以，因为是国家信用。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会让银行整个坏账的比例慢慢降低。经过时间的推移，企业的素质会慢慢好起来。我们的国企肯定会比以前好很多，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慢慢就会好的。银行是可以改革的，但是改革的方向不对，没有改到根本，根本是要做法治化建设，提高经济素质。这些特别重要，跟银行本身没关系，银行到时候就会好。
《商务周刊》：但是谁的速度更快？国有银行不改革，坏账问题就不能解决,而且还有可能急速恶化并连带地拖垮得之不易的经济建设成果。内控和监管的问题必须想办法啊。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通过改革来完成呢？
郎咸平：如果发生银行危机，全世界政府肯定都束手无策，因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Barth, Caprio &
Levine等三人收集了一些国家改革银行加强监管的方案,其中包括：限制银行承销证券,限制银行承销保险,限制银行投资地产,限制银行控制非金融机构,限制非金融机构控制银行。他们所做出的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政府加强监管的方案不但没达到原先提高效率和稳定金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坏的负面效果。举例而言,限制银行承销证券和投资地产不但不能增加银行经营效率,反而减少了银行的经营效率。而且不但无助于减缓金融危机,反而增加了金融危机。同时对于限制银行投资地产，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对非金融体系和股市的增长都有不利的影响。而且政府加强监管的方案基本上是无脉络可循的。
我本人被媒体谬爱称为“郎监管”,我实际上不可能反对监管银行。但是银行监管和股市监管不一样,我认为加强股市监管能提高股票质素，但加强监管银行的效果却是存疑的。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加强银行监管可以有效地减少银行坏账。
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银行危机并没有导致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全世界63个国家所发生的250次银行危机中，有141次无论在危机的过程中还是结束后，法规都没有本质的变化；14次显示其法规有所减弱(其中两次与危机有关)；只有3次显示法规有所增强。另外的92次缺乏资料。这个数据证明了世界各国政府在发生了银行危机后的应变措施竟然是——束手无策。而束手无策的原因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法处理银行危机的问题。而且不单单是政府不知道如何监管银行,全世界包括学术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专门针对银行结构，法规以及监管的的改革政策。而只是提出一些一般性改革计划，例如增大透明度以及开放金融市场引入国际性金融机构等等。
全世界没有一种制度、也没有一种观念告诉你银行怎么改革，这就是答案。我所提出的证据给我国的银行监管改革方案带来了一个极为头痛的问题。由于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监管指导方案或者改革的经验可以被参照的,因此更增大了加强我国银行监管的难度。
《商务周刊》：中国倒是曾经有个与众不同的办法，就是通过党管干部和党的纪律的约束，引进外部强力。
郎咸平：对，要通过强力监管的方式，而政府干涉的方式是最好的。光大银行的事情能被查处，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全世界各国包括世界银行都不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一个？我们要的既不是董事会，也不是治理结构。
《商务周刊》：尤其是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建立了一套垂直领导国有商业银行高层人事的权力机制。1998年后根据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中国开始用“党管金融”的办法解决银行问题。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谢平和他原来在央行研究局的同事陆磊，2002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党管干部原则、官本位制度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把“党管干部原则代理公司治理”称为当前制度约束下的次优选择。他们的分析认为，它可以解决纵向的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的问题，即总行不了解下面分支机构的真实状况，基层机构具有事实上的信贷控制权和高道德风险倾向；在横向上，党管干部实际上就是中央管金融，上收控制权，可以解决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更重要的是，有效的治理结构必须有好的激励机制，但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们凭什么享有“剩余索取权”？银行资本家参与的是产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再分配，在企业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如何理解银行行长们参与分羹？政府想让他们分怕也分不起，要避免行长和信贷员胡作非为，给他们的收益必须高于胡作非为可以获得的黑色收入乘以不被发现的概率，对银行来说，这个支付的成本太昂贵了。
但是，这个党进入企业部门的办法又变成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变成经营者市场与政治家市场的一体化，激励机制也是扭曲的，经营者可能为了政治和行政级别的目的，而损害了经营好银行的目的。从法人治理来说，党的监督是一种不应该存在的监督。
郎咸平：你说的对，还是那句话，既然没有人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东西监管？
我们总是单纯认为像现在西方这种企业制度就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不然。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个制度，只要完成事情有效率就是现代化企业，不需要靠股东、不需要靠董事会、也不需要靠西方企业。
所以中国可以在国企创造一种新的格局：共产党监督下的企业。你只要保证企业有竞争力，企业CEO能赚很多钱就行。大家一直有些误会，认为与西方接轨就是好企业，我们现在发现与西方接轨都是没用的，好些制度都引进来了，但是都没用。如果说这个企业能够有效的进步，在市场上能够有效的生存就是一个现代企业。既然在欧洲市场是靠市场监督，那我们能不能靠共产党监督呢？只是换个思维而已。
要知道，10年以前的官员跟今天的官员完全不一样。北京齿轮厂倒闭了，我问那些政府官员，如果今天让你们再做齿轮厂你会怎么做？官员们现在聪明多了，第一他们不会做，第二如果做的话，他不会要8万人，他可能最多只要80个人，不会去建什么学校、医院。
不能把以前官员的错误搬到今天来。银行与别的行业或领域不同，光大银行出的这些问题只有党能抓的到，别人抓不到。银行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化健全以前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前，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所以银行改革应该借助党的领导，而不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共产党在管人方面、在抓贪污方面绝对会比市场做得好。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而是还不到时候，没到时候想改革银行，只能靠党的力量，没有别的办法，“党管金融”还应该坚持下去。在法治化建设好、经济素质上去以后党领导的金融体系才能转化成市场化的银行体系。
党的领导是一种行政权威，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我们最终要法治，不要人治，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这是我们一直在走的成功之路。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家知名的商学院，还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
